在日本殖民军的进攻下，“台湾民主国”昙花一现，于6月4日宣告解体。“总统”唐景崧、“副总统”丘逢甲也相继内渡大陆。然而，在一代名将刘永福率领下，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仍然进行了极其壮烈的抵抗。甚至在日本宣布“全台平定”以后的许多年，台湾反割台斗争仍然顽强地延续着。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零售江山、出卖人民，在殖民化浊流中进一步沉沦的标志。但是，同在海峡两岸的华夏民族却是神圣而不可折辱的。正如1895年7月15日《申报》所指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大陆人民慷慨保台，台湾人民壮怀祖国，反割台斗争并起于海峡两岸，风悲云怒，声息相通，生离死别，感人肺腑。
    祖国大陆支持台湾早期抗日斗争
    1895年，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台湾“本岛全归平定”。然而，前后不过十多天，台湾又出现了民变蜂起的局面。先是林李成、林大北于宜兰起事；继而又有简大狮举义金包里；陈秋菊、詹振转战文山、锡口；此外，还有卢振春、许绍文、柯铁、胡嘉猷、林少猫、苏力、林清秀、林火旺、蒋老福、王振辉等，均为风云一时的抗日首领。各路义军拥众数千、数百人不等。北起台北，南到凤山，他们在全岛各地沉重打击日军，坚持斗争7年之久，使日本政府付出了巨额军费和重大伤亡代价。日本官员承认：一段时期内，由于“台湾统治相当困难，土匪（指抗日武装）横行，行政无法贯彻……故以一亿元将台湾卖给法兰西的意见，在（日本）朝野相当盛行”（注：转引自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载《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4期。）。
    这一时期的台湾抗日斗争，与祖国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日方资料记载，林李成起义之前，台湾总督府即曾获得情报：“厦门附近不逞之徒航海来台，将谋举事”。起义之后，林李成又多次出没于海峡两岸，进行策划和筹办军械。詹振起义之前，亦曾在厦门招募数百名“应援之兵”，分散于台湾各地。林火旺、蒋老福等部所用的“枪支弹药则由在清国的林李成、许绍文两人送来，自头围堡头围港附近沿岸秘密输入”。1896年，台湾总督府侦知：“曾由台湾逃遁福、厦、泉、漳等地流寓之顽迷之徒，为发泄其不逞之郁闷，捏造一种妖言以之在岛内散布，且将兵器弹药等重要物资秘密输送此贼巢”。之后，柯铁、简义领导的铁国山起义爆发。林少猫所部也曾从厦门获得武器和资金。简大狮不仅派部下“为购买铳器弹药渡航清国福州”，并长期坐镇厦门，指挥岛内斗争。例如，1899年7月25日，台湾殖民当局发出通知：“归顺匪首卢绵春假装恭顺，与林李成及厦门简大狮暗通之形迹明显，本月24日逮捕同党12人正调查中。”此外，台湾总督府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此类记述：“近来台湾匪首渡厦门者，自清民获赞助，再归来为台湾匪贼助势者不少”，“清国人身不明者数百人托词茶工或打工而渡台，忽然晦其形迹……有潜入匪群的迹象”（注：转引自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载《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4期。）。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台湾早期抗日斗争实际上是以祖国大陆为策源地的。他们在大陆组织人力，由大陆筹运资金和武器，而每当失败之时便投入祖国怀抱休养生息。大陆沿海人民则成为台湾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后盾。日本殖民者也明显看到了这一点，1896年，台湾总督府欲收釜底抽薪之功效，遂向厦门派驻特务机构，“专门参划台湾土匪关系及其他机要事务”。1899年出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也说：“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者，以达统治之目的”（注：转引自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载《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4期。）。
    台湾同胞参加祖国大陆革命
    台湾沦陷的50年，也是祖国大陆倍受创伤，灾难深重的50年。在中华民族这段艰难的岁月，大陆人民支援台湾，台湾同胞也纷纷投入祖国大陆的战斗行列。
    早在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就曾在台湾“罗致军事人员”，往援大陆（注：见《团结报》1981.8.15。）。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南灘就职临时大总统，其中有一位气度雍容的老者，代表台湾同胞参加就职典礼，并被选为参议院议员。他就是反割台斗争中名震一时的“台湾民主国副总统”、“义军首领”丘逢甲（注：见《团结报》1981.8.15。）。
    五四运动以后，祖国大陆各地更出现了许多台湾青年组成的爱国团体。在北京，有蔡元培、梁启超影响下的“北京台湾青年会”；在上海，有“台湾青年会”，继而又有“上海台湾青年团”；在广东，有郭沫若等人影响之下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厦门、南京等地，台湾学生联合会、同志等会等组织也纷纷建立（注：见周仛、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8页。）。
    尤其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台湾同胞更是激情如潮，竞相内渡。据统计，仅抗战第一年，就有5万台胞秘密回国。他们在大陆纷纷成立抗日团体，其中有台湾青年党、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台湾青年医疗队、厦鼓中华青年复土血魂团、抗日复土大同盟、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国民党、台湾革命党。1940年3月，又有台湾国民党等5个抗日团体在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翌年改称台湾革命同盟会（注：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载《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二、三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当灾难降临祖国之际，这些曾被清政府可耻遗弃的“亚细亚的孤儿”（注：《亚细亚的孤儿》，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之代表作，出版于1945年。描写台湾青年胡太明在台湾受异族压迫，远走大陆，亦未得到应有的温暖，宛如被遗弃的孤儿。），带着对祖国的深情厚意，由海外归来。他们忍痛弃父母、田庐、妻儿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血泪斑斑于不顾，却将全部身心倾注于满目疮痍、瘦骨嶙峋的祖国，这是何等宽阔的胸怀、何等执着的追求，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这是那千千万万中的一个：“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的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皇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注：张深切：《我与我的思想》，见林载爵《黑色的太阳—张深切的里程》第127页，载于台北陈永兴、李筱峰编《台湾近代人物集》，1982年版。）。——这些海外赤子们，真如海般的纯净、海般的豁达、海般的倔强、海般的宽厚！他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祖国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