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隋唐至明清，随着科举取士之制的完善，地方学校的增多和文化的普及与传播，读书 人对科举应试的参考书和模范文章选集的需求越来越大，统治者借鉴历史的需要也越来 越迫切，加之书籍的编纂和印刷等文化事业的发展等等，使古代选编体文献的编纂步入 辉煌时期，选编体裁更趋完善；各类选编本层出不穷，单就《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 集类》（包括存目）所录粗略统计，就有500多部，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种层次、各类职 业人士的实际需要。
    首先，是为读书人科举应试提供各类知识和文章模式的范本。唐代至宋初以辞科取士 ，这不仅使《文选》获重于艺林，成为士子们的必修教材；还编选了大量供科举应试者 揣摩学习的范本，如宋谢枋得编《文章轨范》7卷、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2卷等，他 们或对所选文章多加批注圈点，并阐明其篇章句字之法，或在卷首总论看文作文之法， 并为每篇文章指出命意布局；为了帮助士子们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官纂大型诗文选 集《文苑英华》还选录了大量的诏诰、书判、表疏、碑志、檄、箴、铭、记、颂、序等 ；为作好时文策论，明万历时胡时化编辑《正续名世文宗》则专收自《左传》以下的文 章名篇；张文炎编《经济文钞》更专为“场屋对策设”。
    其二，提供官僚办公应用、学生将来为官经世致用之读本。统治者非常重视这类文献 的编纂，其内容除选录文学作品外，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乃至科学技 术等文献无所不包。如《宋文鉴》就是南宋吕祖谦奉孝宗之命选编的北宋一代诗文总集 。该书非常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用，共选录北宋314人的2582篇诗文，其中纯 文学的各类诗词歌赋只占了五分之一，余下的全是诏敕、奏疏、策问、书判、露布一类 可供办公应用之文，“采摭精详，甚有益治道”。奉敕选编的1000卷《文苑英华》，除 选录大量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外，也为官僚办公应酬的方便选录了许多官场应酬文章和 应用文等。陈子龙选编《明经世文编》508卷，其选文原则即偏重社会经济命题，为学 生们提供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读本。明末清初的李渔则专门选编诏诰、笺表、策论之类属 公文性质的文章，他“取近代名公卿宦案牍”汇编成可读性很强的名宦案牍选《资治新 书》初集、二集，用为做官治理天下的教科书，供当世为宦者采掇借鉴；而法令公牍文 书判例选编集《明公书判清明集》、《元典章》等更是方便官吏办公判案遵循依据的手 册。
    其三，为执政者编选“史鉴”读本。历代统治者深知历史的资政作用，经筵所读书籍 因时间所限远远不够，因此选编体裁的读本颇受其青睐。如《群书治要》便是魏徵、虞 世南、褚遂良等奉敕专为唐太宗选录经史百家中有关帝王兴衰事迹编纂而成的。北宋宋 敏求编选《唐大诏令集》130卷、元代苏天爵选编《元文类》，均“系于政治”、“去 取精详，有裨治道”；明黄淮、杨士奇等选编《历代名臣奏议》350卷，也是奉明永乐 帝之命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以备览的，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门，搜罗甚富， 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成祖还将此书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 大臣。而清康熙帝下令徐乾学选编的64卷《古文渊鉴》，所收上起《左传》下至宋代， 还附有注释和评论；清贺长龄选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 》120卷、陈忠奇编《皇朝经世文三编》80卷等等，所选均当代人议论政事得失、总结 经验、“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污隆所由然”的文章，都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大型文章 选编。
    其四，为纠正文风、普及文化知识而编纂通俗的文学选本。这类选编本数量特多、流 传特广。鲁迅先生曾精辟论道：“选本所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 采其合于自己意见为一集”，“如此，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 渐和选者接近”[2]。古代选家正是利用选编体裁这一优点，大量编选各类文章读本， 以达到宣扬自己的文学观点、纠正文风的目的。如嘉、万年间的时文名家茅坤推崇唐宋 文章，主张以唐宋文的笔法融入时文之中，为此他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144卷； 清桐城派古文名家姚鼐编《古文辞类纂》75卷，选取从战国到清历代文章，分为13类， 每类前各有序言，略述文体特点源流，宣扬桐城派的学术观点。两书所选文章在社会上 流传之广，至达“家弦户诵”的程度，对当时及后世散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期桐城 派盟主曾国藩在姚鼐“《类纂》畸于文”的基础上，特建新类，以经济（经世济民）统驭 义理、考据、辞章作为选文标准，编成“统道与文”“二者兼之”特色鲜明的选本《经 史百家杂钞》，该书从晚清至民国广为传布，影响深远。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给学友萧 子升信中曾评价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能孕群籍而抱万有， 干振而枝披，将麾则卒舞”，是“欲通国学”所应择之书[3]。在流传甚广的通俗读本 中，要数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的散文精选本《古文观止》的名气最大，几达家喻 户晓。该书所选上起于周，下迄于明末，共222篇，差不多囊括了古代散文的名篇，评 注简约得当。鲁迅先生将它与《昭明文选》并提，可见其文学上的影响之大[2]。而乾 隆年间编的《唐诗三百首》，更是一部质量高而最易诵读的诗选。“所选几乎尽是晶莹 圆润的珠玉”，大多明白易解；其书之深入人心，至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 诗也会吟”的谚语[4]。这些优秀的选本，在普及和传播古代优秀文化、提高时文写作 技巧和改变时文风格的同时，还发挥了陶冶国民情操、教化世风的积极作用。
    其五，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的选编本。专题史料的选编大约始于南宋，如《庆元条法 事类》、《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是专门采选政治、经济、法律史料的选本。徐茂莘有 感于靖康之祸而编的《三朝北盟会编》，则是一部专门选录徽、钦、高宗三朝“事涉北 盟者”之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状、碑志、文集、杂著等的史料汇编， 为研究宋金之间外交军事关系、宋辽金三国政治、经济、地理、民俗等社会各方面的重 要文献。郭茂倩编《乐府诗集》100卷，专门选录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和先秦至唐 末的歌谣资料；杜大圭编《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专集宋孝宗以前诸“名臣”的神 道碑、墓志铭、行状、别传及实录的本传等。宋代还选编了地区性的人物传记《京口耆 旧传》9卷等资料选编。明代也有不少资料选编，如徐学聚编《国朝典汇》200卷，记述 起自太祖，终于穆宗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军政等方面的资料；《皇明条法事类纂 》则专收天顺八年至弘治九年32年中六部和都察院的一些题本，均是研究明朝社会历史 有用的原始材料。梅鼎祚编《文纪》100余卷，是纂辑数代之全文为一集的选本，该书 选辑陈隋以前之文编成，搜采颇富。但由于明代学风空疏，所选资料往往考订失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