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法国政治经济的脆弱性
    相比较而言，美国在重塑战后法国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在苏联之上。美国对法国内政的干预肇始于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至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达到顶峰。现在我们以后见之明的优势回头来看，美国之所以要对法国政治进行干预，主要是由法国政治的特点、法国的地理位置和战后法国的经济形势所决定的。
    第一，战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助长了来自外部势力的影响。这种体制大致呈六角形，四种势力组成联合政府，在政治上相互角逐。这四种势力分别是：左派--法国共产党（PCF），右派--戴高乐主义者，中左派--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中右派--激进党和独立党。在这个多元政党体制中，“没有哪一个党派能取得超过28％的选票”[2]（p2）。这就意味着该政府必然是联合性质的。这种联合政府的脆弱性具体表现在：在政府内政外交问题上，只有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才能达成暂时的一致，而这种一致又会随着各派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动摇。因此，战后法国的历届政府都不稳固，更迭频繁。相互对立的党派政治野心和政党代理人的个人重要性对形成新政府举足轻重。这些党派非常容易受到来自国内外各种压力集团的影响。1947年年初，法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左派共产党和右派戴高乐主义者开始仇视这种体制。其他四个支持六角形政党体制的党派则不得不联合起来，意在维持这种“民主”制度，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存在着重大分歧。中左派社会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虽然在建立福利国家上意见大体一致，但在教权问题上意见相左。中右派，即战前的激进党和独立党人则代表着工业和现代化群体的经济利益，也代表着反对现代化的落后的农民和城市小商人阶层的利益，他们的权力欲日益膨胀。
    法国的这种多元化政治因冷战、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对法国政府走马灯式更迭的关注而变得愈发复杂。由于法国在西欧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很清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国政府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稳定而温和的法国政府，最好是一个由中右翼势力组成的政府，理由很简单：左派政府太左，与美国不一心；中左政府力量不均，不稳定，难以驾驭；右右政府又太弱，容易助长民族主义势力。因此，中右政府最好。总之，这个政府必须是亲西方的，更是亲美的，它既不为共产党人所掌控，也不为戴高乐主义者所支配。而战后法国政党的多样性和内阁的频繁更迭为敏锐而狡猾的美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对法国的政治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从而将法国导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轨道。
    第二，法国处于冷战的重要战场。在美国人看来，法国是西欧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处于西欧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它既经济孱弱，又面临共产主义威胁。一旦法国有失，必将在欧洲引起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美国希望马歇尔计划能成为整个西欧的“莫内计划”，为美国谋求由自己控制的新的统一的西欧奠定基础。为此，1947年4月，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专门委员会在报告中把法国列为美国要优先解决的第五序列国（前四位分别是：希腊、土耳其、伊朗和意大利、朝鲜。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列第六、第七位）。这种顺序是美国冷战专家根据苏联颠覆的可能性而排列的，足见法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该委员会在报告中还专门注明，之所以列出法国而不是英国作为优先援助对象，主要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的[3]（P206）。1947年7月，马歇尔在哈佛演讲后不久也认为，在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前，“考虑到形势的紧迫性，必须对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国家提供临时紧急援助”[3]（p323）。这一看法和态度导致了《1947年临时援助法》的出台。
    第三，法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法国爆发政治危机前夕及危机期间，美国人不断收到有关法国糟糕经济前景的报告。1947年4月8日，美国驻法大使馆商务参赞伊凡·怀特就曾警告华盛顿，法国总的经济与财政形势一直处于失调状态，威胁到了莫内计划，因而导致法国重要社团对法国政治经济不稳定状况十分担忧。据怀特估计，法国1947～1948年度的收支赤字可能在13亿美元。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在出访欧洲后提交的《5月备忘录》中也不无忧虑地估计，在美国最初提供的50亿美元援助中，分给法国的17.5亿只能维持法国最低的生活水平。“如果生活水平再降下去，（法国）就有发生革命之虞。”[3]（p230） 5月16日，怀特对法国的经济形势再次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并呼吁华盛顿为法国重建找到新的解决途径。他认为，法国潜在的赤字实际上被大大低估了。法国存在着严重的食品短缺，而食品短缺冲击的主要是城市的工薪阶层，这对法国的政治稳定十分不利。怀特警告说，莫内计划并不能达到削弱共产党对工人阶级掌控的目标，而“一个既不受共产主义、又不受极右势力控制的法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则至关重要”[4]。马歇尔计划刚一宣布，美国就有人认为，单就法国危机的程度而言，这已经相当迟缓了。在1947年7月西欧16国巴黎会议召开前夕，美国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曾致电华盛顿，称为了保证法国政治稳定，法国必须得到临时紧急援助。他引用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话说，如果美国再不采取行动，“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也将丢失”[3]（p311）。马歇尔在给道格拉斯的复电中同意贝文的看法，称：“我们和贝文的看法一致，都很关注法国的形势，并认为法国的稳定十分重要。”[3]（p323） 1947年7月，美国之所以选择巴黎作为16国会议的会址，目的也是支持拉马迪埃政府。在美国高层看来，这些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要想让法国朝着自己希望的目标前进，美国就必须加大对法国的援助，这样才能在法国建立一个符合美国意志的、温和的亲美政权。
    第四，战后初期，法国强大的共产党势力令美国人日益感到不安。战后初期，法国的经济困难引发了法国政局的动荡，催化了失望和绝望，法国人的自信心已荡然无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日俱增，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947年春天，法国的罢工浪潮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呼声日益高涨。忍饥挨冻的人们甚至到了只要能让他们吃饱不受冻，接受什么制度都行的地步，一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样，“个人是那样无助，人的尊严因到处颠沛流离而尽失，必须向好处发展的感受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很难不做出让步而走向共产主义专制”[5]。与此同时，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到锻炼而成长起来的法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威信日益提高，并在政府和工会中有相当大的势力。例如，在战后初期的法国大选中，法共获选票28.5％，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共产党还实际控制着工会的关键位置。1945～1947年，包括法、意、比在内的8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均参加了本国联合政府，而且在内阁中占据了重要职位。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不仅引起了西欧各国统治阶级的恐慌，而且也让自诩为资本主义制度守护者的美国资产阶级坐卧不安。1947年1月28日，美国驻法大使杰斐逊·卡弗里电告马歇尔，称法国外长皮杜尔十分担心共产党人国防部长比尤。2月27日， 艾奇逊在白宫秘密会议上惊呼：“在法国，有四五名部长，其中一名是国防部长。共产党控制着最大的工会，并在政府各部、工厂、军队中安插大量人员。法国选民将近1／3投共产党的票。在法国经济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俄国人随时都可能下手。”[6]（p140） 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弗朗西斯·沃尔特斯更是危言耸听地说：“用不了几个月，共产主义就会席卷整个西欧。”[7]（p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