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主要特点及双重影响
    美国城市空间结构出现趋同现象反映了美国大都市区的深层次转型，这就是：分散化、多中心格局和大规模郊区化。所谓分散化，是指人口和经济活动在整个大都市区范围相对分散的发展过程，有别于工业化时代的集中化发展；所谓多中心格局，是指除原有的中心城市外，又出现数个或数十个次中心性城市，部分是在交通网络节点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边缘城市，部分由原有的城镇逐渐扩展而成；所谓大规模郊区化，则是指人口和就业大量地、有规律性地向郊区迁移。具体来说：
    第一，大规模郊区化过程中有阶段性变化。在20世纪初年的传统城市化时期，城市居民工作和就业都在当时“步行城市”（walking city）的地域范围内；到20世纪中叶，城市居民仍在经济活动高度密集的城市就业，但居住地点选择了开阔的郊区，使用小汽车通勤，居住和就业分离；此后，越来越多的就业迁移到人口密度适中的郊区，到20世纪末，大部分就业和居住都在郊区、尤其是在郊区城镇。在此过程中，郊区化性质发生了变化。早期是人口郊区化为主，现在是就业郊区化并由此带动郊区的整体发展；早期是中心城市居主导地位，郊区则是城市功能外延的产物，即使在郊区出现一些卫星城，也是经济结构单一，对中心城市有依附性。但随着郊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城市的依赖性减低，居住区与就业区相混合，开始具备甚至部分取代城市的功能，到20世纪末，这一格局基本定型，“美国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几乎完全改变了”⑩。
    各地区、各城市郊区的发展有先有后，但基本趋势是一致的。早在1960年，纽约大都市区就有城市建制的郊区74个，其中就业类与居住类郊区分别为25个，混合类郊区24个（11）。混合类郊区的典型之一是芝加哥市西北部48公里处的霍夫曼工业园区。它起初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区，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里已拥有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还有一些中小型服务业企业。80年代，一些大型制造业企业和公司总部也开始迁入。德国西门子公司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医疗设备装配厂和医药研究开发中心后，生产和经营电话的美国技术服务公司也在这里办厂，雇员2500人，在其附近居住。1992年8月，零售业巨头之一西尔斯-罗马克公司及其5000名职工也相继迁入。类似的混合类郊区在底特律、匹兹堡、费城和达拉斯等许多大都市区也相继出现（12）。1990年，在全国100个最大的城市里，只有22％的人口在距离市中心的3英里以内就业，35％以上在距市中心10英里以外就业。在芝加哥、亚特兰大和底特律，就业模式的变化更大，其大都市区人口中有60％在距离城市中心10英里以外的地方就业（13）。
    第二，随着郊区独立性增强，必然形成多中心格局。上述的混合性郊区独立性很强，是形成次中心的基础，而次中心数量达到一定程度，自然构成多中心格局，而不是均质的“摊大饼”式横向蔓延。我们还以洛杉矶为例。据美国管理与预算总署的最新统计，洛杉矶大都市区拥有25个“主干城市”（具体界定见下文）（14）。分别是：洛杉矶、长滩、圣安娜、阿纳海姆、格林代尔、欧文、波莫纳、托兰斯、帕萨迪纳、奥兰治、富勒顿、科斯塔梅萨、伯班克、康普顿、卡森、圣莫尼卡、纽波特比奇、塔斯廷、蒙特贝洛、蒙特雷帕克、加迪纳、帕拉芒特、方廷瓦利、阿卡迪亚、塞里特斯。这些“主干城市”与美国学术界所界定的次中心基本是一致的。这些郊区城镇也是非常重要的办公地点，是信息交换的节点。不同的郊区城镇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特点，有些是专业化的，有些则多样化，其中以服务业为定位的次中心人口密度较高，类似CBD（15）。就业重心向郊区的转移以及次中心格局的形成，在大都市区内通勤方面也有直观的反映。据布鲁金斯研究院布鲁斯·凯茨的统计，到2000年，在全国100个最大的城市里，从中心城市到中心城市通勤的比例为31％；从中心城市到郊区的为8％；从郊区到中心城市的为17％；从大都市区到大都市区以外通勤的为7％；从郊区到郊区的通勤竟高达36％（16）。郊区之间的通勤说明，郊区与郊区之间的联系在就业方面已相当密切了；从中心城市到郊区的逆向通勤更说明郊区已反客为主，成为吸引就业的节点。这样，尽管美国城市比以前更加分散，但全国平均通勤时间却缩短了，2001年只有24.3分钟（17）。
    第三，与多中心格局、分散化相适应的是郊区城市规模逐渐适中，并与中心城市保持适当距离。这使得学术界近年对理想的城市规模标准有所调整：郊区城镇或次中心，规模虽然比传统的城市小，但小居民点组合成的聚落比一个更大的城市更有效能，也节省能源。次中心与传统的卫星城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卫星城功能单一，对中心城市有依赖性，而次中心是就业与居住的合一，相对独立，可以、而且应该远离中心城市，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根据这种理念，最理想的规模是15万到25万人之间，一般距离市中心区20至30英里。在纽约、伦敦和洛杉矶这样的特大城市，则从城市中心向外伸展到方圆90英里。这些认识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性总结。在战后初年，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等人曾试图把一些新城镇建设在伦敦的边缘地带之外，但很快这些城市被纳入伦敦的势力范围。在人口骤增的20世纪60年代，城市规划师们为防止此类现象重演，索性在伦敦东南部更远的地方建造城镇：如米尔顿距伦敦90公里，凯恩斯·北安普顿距伦敦120公里，彼得伯勒距伦敦130公里。其初衷是，把他们远远地置于伦敦的通勤距离之外，同时使它们更大些，20万甚至25万人，以便于它们能够提供相当于一个主要地方城市的就业与服务功能。结果，这些城镇基本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与伦敦保持互补关系，因而受到欧洲城市规划师的普遍首肯。后来，到90年代，英国政府曾试图把60％以上的新住房都安排在大城市建成区内，立即遭到学术界置疑。当然，这样一来，城市化的地域面积必然有所扩展，美国土地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城市占地面积大，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土地资源紧俏的欧洲大陆，也呈现这一趋势，更有助于说明分散化发展的普遍性。例如，从1960到1990年，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法兰克福、汉堡、巴黎、维也纳、苏黎世的地域面积分别扩展了24.6％到88.7％，但其人口却下降了5.4％到12.9％（18）。以至有的美国城市研究权威学者提出，“美国城市发展的未来在城市的边缘地带”（19）。
    大都市区凭借其特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构成美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其一，与传统的城市体系相比，它的经济活动在地理上更集中，一体化更强，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环境。这就有利于促成新兴工业的产生，加速信息的传播，推动科技发明，增加产业门类和产品数量。在大型大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区，则非常有利于产业群的发展。其二，与非大都市区相比，大都市区有商品和服务的更大市场，更专业化的劳动力，更全面而复杂的交通和电讯网。其三，大都市区内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市形成互补关系，这就有助于缓解中心城市在人口、交通、环境、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同时充分发挥了各个次中心的相对优势，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大都市区的经济运行效率。与此同时，郊区的次中心大大减少了对中心城市的依赖，彼此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大都市区的社会效益也很高，如美国东北部大都市连绵带。大都市区跨越州和地方界限，打破了传统的州和地方行政区划的界限，很多大都市区横跨2到3个州和很多社区（美国大都市区划分以县为基本地域单元，但可以跨越州界）。
    当然，大都市区的横向扩展，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在这些负面影响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中心城市与郊区发展失衡问题（20）。在大都市区发展初期，中心城市居主导地位，郊区则是城市功能外延的产物，是依赖于城市而存在的。但随着大都市区的发展，情况有了变化，郊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城市的依赖性降低，开始具备甚至部分取代城市的功能，由此导致了城郊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现象，对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未来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尤其在政治层面的消极影响更不可小觑。由于郊区社区分散，郊区政府规模小、数量多，出现所谓地方政府零碎化的局面，给大都市区统一治理造成诸多困难，同时，也使中心城市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增加了难度。因此，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遍及全国的以遏制横向蔓延为目标的“精明增长”（Smart Growth）运动。
    不过，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发展失衡，不等于否定两者之间在经济上的密切关联。事实上，郊区和中心城市有很密切的内在联系。郊区发展快的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复兴也快，反之亦然，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关系从此消彼长的博弈改变为共生共荣的正相关关系。全国城市同盟的一份研究发现，城市与郊区在1979到1989年间有着明显的收入联系，在这段时间，中心城市收入每增加1美元，郊区就增长1.12美元。在郊区收入下降的地方，中心城市的收入也下降。他们发现，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甚至在城市和郊区的贫困和就业鸿沟在加宽时也是如此。另外，在一个区域内，城市和郊区的人均收入鸿沟越大，该地区总的就业增长就越慢。所以，该研究得出结论：郊区和城市增长与衰退是同步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