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大都市区空间结构重组的理论意义
    从美国大都市区空间结构重组的过程可以看出，大都市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有规律的，有一个合适的尺度，过于分散和集中都不利于长期发展，如果发展过头，还会有反弹，洛杉矶和芝加哥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美国地域面积大，人口密度低，其大都市区空间布局肯定松散一些，而且，这种分散化局面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私人小汽车大量使用的结果，从这两点看，美国有一定特殊性，对此我们不必讳言。但是，从世界城市总的发展趋势看，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同样出现人口密度下降的趋势，而不是继续集中在高楼林立的中心城市；其次，这种分散化，并非均质平摊，而是形成一些新的节点，这些小节点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多中心结构或复中心结构。这种复中心结构，正如本文的论证，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个规律性现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迟或早都要经历这一阶段，只是美国领先一步，并且发展势头更猛一些。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传统的城市化理论在解释这些新的发展现象时，存在明显的缺陷，有必要加以修正。传统的城市化理论偏重于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取向，显然已不合时宜。所推崇的集中型发展的芝加哥模式日益式微，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在具体衡量城市化指标方面，传统城市化的主要标准是人口集中的程度和城市规模等，对城市的空间结构以及城市与地域的关系有所忽略，更没有注意到多中心问题。而且，传统城市化理论过于强调城乡之间的差异，无形中将两者对立起来。与之相关的领域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传统城市经济学认为，距离中心城市越远，住房价格越低；距离中心城市越远，通勤时间越长。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分散化的城市里，住房价格并未因距离中心城市远而下降；通勤时间也并未因距离中心城市远而增加。所以，传统的城市化理论已无法圆满地解释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新的规律现象，迫切需要修正，发展新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需要21世纪的理论来说明21世纪的城市。
    由于我国学术界很多学者还停留在这种过时的传统城市化理论的认识水平上，对20世纪后半期大都市区的新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解。他们没有把大都市区化过程中郊区和城市的发展看成是集中与分散相互影响、交错发展的动态过程，而是将城市与郊区分别开来，机械地把城市发展划分成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等阶段性明显的线性发展过程，过分强调大都市区“摊大饼”式横向蔓延的消极后果，以此来反衬小城镇道路的合理性。这种主张部分地来自美国学术界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认识，部分来自我国学者的引申和发挥，至今在学术界仍有市场，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抉择有很大影响。这种理论误导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未准确把握大都市区化的发展规律性，把多中心、分散化与横向蔓延划等号。实际上，多中心是指城市空间分布与功能相匹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横向蔓延则是人口与资本空间分布的无序状态，两者有关联，但还不是一回事。横向蔓延的负面影响是应尽量避免的，但不能因噎废食，盲目否定大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
    第二，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研究的侧重点也有调整，需拟定新的大都市区概念。城市发展的总趋势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郊区之间、不同郊区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地理界限有所淡化，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界定也越来越模糊，所以，仍然按照传统的做法区分“城”、“乡”，孤立地观察城市，并做出城市化水平的测定和决策已经很不符合实际了。必须打破行政性的地域界限，拟定新的概念，制定相应政策。我们看到，在美国，有关统计和学术部门已用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的概念取代了较宽泛的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以2500人口为底线的城市（city）概念在20世纪越来越淡化了，近年来已鲜见使用，其他国家也相继出台各种类似大都市区的概念。这些概念和定义，尽管名称各异，但都试图反映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有其合理性，值得借鉴。
    相形之下，目前我国几乎所有城市统计数据都是根据行政地域范围、围绕单核城市发展模式设定的。城市行政范围往往与城市功能地域不相吻合，不能确切地反映城市功能的作用，因此出现苏州经济总量远远超过深圳、泉州经济总量远远超过厦门的怪现象，给城市统计、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可以说，按照传统的城市概念难以理解现代城市的发展状况、特点和趋势。因此，有必要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重新划定城市及乡村的辖区和统计区，拟定新的概念。已到郊区化临界点的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尤其应当如此（27）。
    第三，重新认识中心城市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不断发生重大变革，新科技革命余波未尽，信息革命浪潮又至。制造业空心化，零售业重心、就业重心向郊区转移，城市经济转型，中心城市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很多国家中心城市的经济地位一度下降甚至衰退，美国在此方面尤为突出。其部分原因是人为因素、包括政府袒护郊区的政策和种族冲突等导致的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失衡发展，部分原因是中心城市经济结构和地位调整、与郊区次中心经济功能的部分置换的结果。其政策和人为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引以为戒的教训，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心城市的地位。首先，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仍居核心地位。中心城市的首要功能是集聚效应，这是城市经济的最本质特征，这一特征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即使在郊区吸引了大量经济活动的情况下，也是不可置疑的。如前所述，强劲的地区经济得益于关键的中心城市，反之亦然。其次，中心城市的地位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而有所变化。中心城市开始具有金融和管理中心的特征，制造业中心的特征开始明显弱化。由此看来，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内的主导地位仍是不可替代的。洛杉矶中心城市地位的相对上升就很能说明问题（28）。
    总之，大都市区化是发挥现有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对传统的行政区划构成挑战，并提示我们，中小城市惟有在大都市区的整体框架内协调发展才符合新形势下城市的发展规律。这一现象是在城市化比例接近50％时开始迅速发展的。我国城市化总体水平与此尚有距离，但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城市已接近这个水平，因此，郊区化将逐渐展开，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单核城市发展模式很快将面临挑战，有前瞻性地制定相应政策已提上日程。例如，北京已经突出地感受到单核发展的约束和压力。为解决北京的“大城市、小郊区”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大北京概念，不久前出台的《北京开发总体规划》，还提出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这些都有其实际意义，但这些提法和理念还很宽泛，具体细化还有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相对独立的次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从空间结构和区域发展规模出发通盘考虑北京的未来走向。我国实行单核发展模式的大城市很多，迟早也将面临这一问题。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提出中国人口结构将先后经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和从城市社会向信息化、知识化的城乡动态平衡社会两次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主要渠道是推进新型城市化。报告所认定的理想的新型城市化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小城镇和农村人口占20％。根据这个目标，郊区化将是重头戏，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而郊区化，恰恰是本文讨论的大都市区化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如果能在单核城市发展过程中尽早向多中心格局过渡，有意识地向大都市区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并同时防止地方政治零碎化倾向，当有助于优化区域经济资源配置，大幅度提高城市的社会经济效益，减少浪费，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