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之因素很早就产生了， 但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史却没有产生，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问 题才被提出来。本文论述的是这门学科的产生经过。
    一 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的。它的产生 ，既为中国史学近代化所必需，又是史学近代化的必然结果之一，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 。
    （一）“史界革命”与文化史的兴起
    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参加变法的志士仁人已感觉到从思想 上来改造国民的必要性，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1]（p277 ）。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这是他试图重新撰著中国通史所阐发的基 本理论。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更是他创建新史的宣言书，是对《中国史叙论》的 进一步补充。《新史学》开宗明义即云：“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2]梁启超的这两篇文章，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具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它们吹响了史学革命的号角，把中国史学从此引入一个新时代。
    “新史学”那时即将形成一种思潮，并非梁氏一人的史学思想。1900年，章太炎写作 《中国通史略例》，就提出要编修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目的是为了“大端 令知古今进化之轨”，“振厉士气，令人观感”。[3]（p329）这反映了他当时作为资产 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说明他接受了进化史观的影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 学》之后不久，汪容宝又发表《史学概论》，虽然篇幅不大，但涉及面很宽，是参考日 本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讲义编撰的。1903年，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先后 有六种译本。[4]（p47-56）1907年，吴渊民编译了《史学通义》，张玉涛译述了坪井九 马三的《史学研究法》部分章节，吕瑞庭、赵遽璧编了《新体中国历史·叙论》。1909 年，曹佐熙著有《史学通论》。这些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版，都对新史学思潮的发展产生 了影响。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尽管在不同著作中有一定的差别，并且资产阶级革命派和 改良派还以史学为工具，进行了多年的论战，但毕竟表现出共同的特点：1、认为历史 是不断进化的，不是循环的、退落的。2、史学的意义是研究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 。3、坚决摈弃旧史学以王朝更替和一姓兴衰为核心的做法，而主张以“叙述人群进化 之现象”为主旨，写民史、社会制度史、文化史等等。4、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认为历史研究要借助于他种学科。这四个特点，第一项指历史观点，第二项指史学功 用，第四项指研究手段。第三项则是史学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新史学已把民史、社 会制度史、文化史等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内容了。夏曾佑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 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反映出研究内容的这种转变。
    1916年后，随着一些留学生的归国，史学界再度活跃起来。特别是五四运动，迅速掀 起新文化运动，把新史学推向第二个高峰，史学革命继续深化。胡适带来了杜威的实验 主义，并将实验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提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史方法。 他于1919年2月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为用实验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作 了示范，在当时影响很大。李大钊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 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后又发表一系 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指出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自有 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 新纪元。”[5]（p133）“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 ，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5]（p208）1924年，他出版《史学要论》，奠定了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何炳松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以介绍美国鲁宾逊的《新史 学》而知名，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法方面用力颇勤，做出了贡献。梁启超1920年从欧 洲游历归来，潜心著述，在史学理论方面又有发展，出版著作多种，影响较大。其他如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受到进化史观的影响，通过治史实践，提出了有价值的历 史研究法。要而言之，至20年代，新史学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封建旧史学已奄奄一息 了。这一时期，文化史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 我们的‘国故’”[6]（p6），“‘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它）又包含‘国渣’”[6] （p6）。他说，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 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认为要对国学 进行系统的整理，很重要的一点是进行专史式的整理，他说：“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 ，至少有这样的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史 （三）经济史 （四） 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九）风俗史
    （十）制度史。”[6]（p6）胡适认为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 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显然，提出用专史的形式完成中国文化史，受到近代西方学 术分科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