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史学理论上对“历史”、“历史学”作了新的解释，说：“历史是不断的变 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5]（p204）历史学“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 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5]（p206）。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文化史”在历史学中的 地位。李大钊把历史学分为普通历史学（广义的历史学）和特殊历史学。所谓特殊历史学 ，就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产物的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宗教、文学、哲学 、美术、教育等。特殊历史学也有两个层次，即这些文化的记述部分和理论部分。记述 部分分别叫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理论部分分别叫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 。李大钊还说：“对于综合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个的人文以为考究与记述的 人文史，或文化史（亦称文明史），尚有人文学或文化学成立的必要。”[5]（p217）以后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的中国文化史就是这种文化史。由此可见，在史学近代化过程 中，“史学工作的主要内容变了”，“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文化史’方面”。[7]（p103 ）“史学史”作为文化史的分支，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提出的。
    文化史是史学革命、史学近代化的产物。而史学革命本身就包含着除旧布新，对史学 遗产进行批判总结的因素。胡适在谈整理国故的步骤时，提出“结帐式的整理”，说： “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帐的必要。……结帐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 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6]（p8）梁启超 在《新史学》中倡言“史界革命”，其第一节就是“中国之旧史”，虽着眼于批判，但 写这节本身却包含“史学史”的思想。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能否从文化史中凸现出来， 取决于史学革命的程度。
    （二）关于专史与通史之关系的认识
    编写新的中国通史，是史学革命的重要表现，因为通史代表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20 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都有撰著中国通史的计划，并切实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没有完 成。夏曾佑以章节体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为《中国古代史》），也仅写到隋 朝。这不能不说是早期新史学的缺憾。
    对梁启超来说，通史一直是他的最高的治史追求。继《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之 后，梁氏注重地理、民族、年代之研究，许多著作的写作都在向通史方面努力，如1902 年发表论地理的一组文章：《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 势论》、《地理与文明的关系》，是他通史理论中关于“地势”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 1906年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1922年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其 通史理论中关于“人种”内容的深化。以后他又著有《地理与年代》，是关于历史基本 要素的理论阐发。在《三十年自述》中，他说：“欲草-中国通史以助爱国心之发达。 ”并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在他的残稿存目中，有“国史稿”、“中国通史稿”等。 晚年著作《太古及三代载记》、《记夏殷王业》、《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及其中 的大量附录，都是他著述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中国学术通史，也是他的史学研究之大宗 ，然相比之下，他更看重中国通史。他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然那不过是他的“ 治史之器”。
    何炳松在20年代介绍欧美史学理论、历史研究法也很努力，影响颇大。但其用意是为 编撰通史作准备。他编著的《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都非常重视对通史编撰的 探讨。他说：“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 也都能够阅读的通史。”[8]（p704）然而，通史编纂，决非易事，靠一人之力难以完成 。何炳松、梁启超都认识到通史的编纂需要专史作基础，需要专门史家的通力合作。何 炳松说：“专史家和通史家应该合作。所谓专史家就是专究人类活动中某一部分的人。 他们当然有自成一家独立存在的理由，因为他们研究所得的结果可以供给通史家作综合 功夫的参考。但是专史家要研究某一类人类活动演化情形的时候，也不能不求助于通史 家，因为通史家能够说明一个人类社会中各类活动的共通性怎样，他们相互间的因果关 系怎样，这都是专史家应该具备的知识。这样看来，专史家必须与通史家合作起来，我 们才可希望做出一部理想的人类社会进化史。”[9]（p201）他认为，要想做一部理想的 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模的问题着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因为中 国通史规模太大，非常困难。他批评研究历史的人所抱的野心太大，以为要想整理中国 史总要从全部做起，好像不如此，就不配称为历史家，因此人人都想编一部中国通史， 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成功。[9]（p165）何氏以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拟了一个中国通史的 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全书分作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 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毁，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重在论述通史的做法。但梁氏在论述中已清醒地认识 到了通史与专史的关系。他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 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10]（史之改造）“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 ，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10]（史之改造）如果说梁氏此时因为倾心于通 史而无暇考虑专史的话，那么几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1926-1927年，梁氏再次 讲历史研究法，自谓这次所讲，与几年前讲的不同。他把这次讲的，称为“补中国历史 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前次是说明一部通史如何做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 细，偏重专史如何下手”。[11]（绪论）这里再次说明了通史与专史的关系：“因为作通 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 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11]（绪论）从以上何炳松、梁启超的论述和认 识，可以看出，为着通史的建设，人们已把研究的重点转移至专史上来了。通史的内容 自然是以文化史为主，专史则是文化史的各个分支。因此，专史的发达，与通史的建设 、文化史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作为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理当成为研究的重要 内容。可见，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至20年代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