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他人的贡献
    在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著名史学家也做出了贡献，突出的有 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
    在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前六七年，即1919-1920年间，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史 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概论”一课，并编写了讲义。（注：该讲义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4 3年出版，改名为《中国史学通论》，附录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 考》。）内容包括《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历史哲学》三篇。以 后在其他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历史哲学》部分。从其内容看，该讲义带有中国 史学史的性质。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他认为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关于史 的本义，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以后江永、吴大澂、章太炎等又各有解释。朱氏认为所谓“记事者”，就是后世之书记官，而不 是历史官。著作历史，在东汉以前，没有历史官专职，至曹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 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南朝梁、陈时，又设置史学士，自此，才出现 专职的历史官。他以德国人郎伯雷希脱（Lamprecht今译为兰普勒希特）的理论为指导， 说中国史学的发展是“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记最后”[13]（p21）。关 于中国史学的派别，他认为有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记述主义史学在中国有长足发展， 而推理主义自汉以后，渐次衰微。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发达，而在 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他把中国史书体裁分为六类，说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趋于复 杂，又由混合而趋于分析。他还提出要重视现当代史的写作。要之，朱氏的《中国史学 通论》，从史官、史书体裁的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勾勒出了中国史 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虽然还很简略，却有筚路蓝缕之功。
    朱希祖是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史学系后的首届系主任，在任期间，自觉推进史学的“ 科学化”，注重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罗香林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 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 、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14]朱希祖的《中国史学 通论》是为推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而开设的，对认识中国史学的过去，建设新史学 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运用德国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的理论，开启了以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 中国史学的先河，对后人产生了影响。
    1926年，柳诒徵也撰写一本《史学概论》，内分七章，分别是《史学之范围》、《古 史》、《正史》、《近世史》、《编年纪事分类之史》、《地理》、《史学书》，共约 一万二千五百字。虽是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讲义，其内容大都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 论述。他在这年还发表《中国史学之双轨》，对中国史书的渊源流变进行了分析和归类 ，说：“吾观近制，冥符古谊，剖析本末，标曰双轨。一则类举件系，原于《世本》； 一则以时属事，本之《春秋》。视刘氏所陈，六家二体，尤为简要，贯通古今焉。夫史 域虽广，类例无多，较其大凡，不越二辙。”[15]柳氏在20年代的史坛上具有一定的影 响，如后人所评论的：“盖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大学之主史学讲座者，若北大之朱希 祖、钱玄同，清华之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皆一时之选；而先生（指柳诒徵）讲学南 雍，隐然与之鼎足而三。”[16]（p27）所以，他此时关于史学史的有关论述，也是不应 忽视的，也是史学变革时期总结传统史学的组成部分，尽管观点有些守旧。
    继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后，李大钊又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 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初步成果， 显示出唯物史观对科学地解释历史的巨大作用。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 了“史学思想史”（注：这门课属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规定的必修课“欧美史学原理”的 内容。据傅振伦回忆说，李大钊之后，陈翰笙又接替讲类似的课程。（傅振伦：《学习 的回忆》，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7月））。该课程 讲义有以下内容：一、史观。二、“今”与“古”。三、鲍丹的历史思想。四、鲁雷的 历史思想。五、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六、韦克及其历史思想。七、孔道西的历史思想 。八、桑西门的历史思想。九、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十、唯物史观 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十一、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 李大钊论述的主要是近世欧洲的史学思想史，其核心的问题就是唯物史观是如何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进而论述它对于历史研究、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历史观本身也 有它的历史，而且其历史有一定的方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 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 ，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 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 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5]（p70）李大钊以七个专题，论述 了八个西方学者的历史思想，涉及到三十多位西方史家。八位学者对唯物史观和科学历 史学的形成皆有贡献，李大钊努力挖掘他们的进步思想，肯定他们的功绩，给予他们一 定的地位。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虽非中国史学史，但它研究的是史学的灵魂--历 史观、历史思想的历史，所以，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开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以 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讲义和演说的基础上，李大钊于1924年5月 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出版了《史学要论》。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在20世纪中国史 学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历史学基本理论的光辉 之作。
    李大钊的这些史学活动和理论建树，表明在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已加入了改 造中国旧史学的行列，将世纪之初的史学革命继续向更高层次推进。“史学思想史”则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史学学科建设上的重要反映。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李大 钊也是揭开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序幕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