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德国的公开说法与其秘密行动之间却是背道而驰的，这又一次反映出它同日本之间的尔虞我诈关系。根据哈尔德日记的记载，早在三国同盟签字前的五十多天，1940年7月31日，希特勒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山间别墅就已发表了他的对苏作战构想（19）。同年的11月12--14日，希特勒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由里宾特洛甫提出所谓“德日意苏四国同盟”构想进行试探；在同一天，希特勒却又向军队发出极秘密的指令：“政治会谈已经开始进行，以弄清俄国目前的态度。不管这种会谈的结果如何，已经在口头上下令进行的关于在东方的一切准备工作，应当继续进行。一俟陆军向我提出作战计划总纲并经批准，我就将发出关于这方面的指示。”（20）在柏林会谈中，莫洛托夫反应冷淡，并于回到莫斯科后向德方提出立即撤出芬兰等条件。实际上拒绝了德方的要求（21）。于是，12月18日希特勒又发出了对苏联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的指令，从此转入了紧张的战争部署。而所有这些，日本却仍然被蒙在迷雾之中。
    日本政府在1941年春季，派出外相松冈洋右赴欧洲寻取已经过了时的“德意日苏”四国合作关系。尽管里宾特洛甫在柏林向松冈暗示德苏关系已不可逆转，讲了“斯大林的政策同元首的政策不一致的话，元首将把苏联粉碎！”（22）松冈仍然在归途中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三个月以后， 德国于6月22日向苏联发动进攻之时， 日本所采取的配合决策只是举行了虚张声势的“关特演”，却始终未能向苏联出兵。相反，日本利用“北方”的平稳局面，秘密准备了对美战争，并于日美谈判失败之后，于12月7日出动海空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相继占领香港、新加坡等地，与美英开始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挑起对美战争的时机，正当纳粹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失败之时。在不利的形势下，德国又被迫卷入了对美战争之中，这又是希特勒所未能预料到的。
    二、德日矛盾的根源何在？
    从二次大战中德日双方的实际行动以及战后公布的它们各自的内部记录来看，那些矛盾的内在原因，应该归之于它们的切身利害的不同和由此而产生的侵略路线上的歧异。具体表现是：
    1.日本帝国主义为本身的利害所驱使，走的是先占中国，后下南洋，再兼并东亚的路线。
    日本帝国主义把这种行为作为国策，早在1927年6月至7月田中义一关于“东方会议”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即有体现。田中把中国东北地区视为对日本“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区（23）。策划与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于1931年3月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中，强调占领中国东北对日本的战略意义时，进一步鼓吹：“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重大的关系。”（24）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日本首先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鉴于北方的苏联正在执行五年建设计划，国力日见强大，特别是苏联在远东地区迅速地增强了守卫力量（25），因而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并未把矛头直接指向苏联，而是同它达成了一定的妥协。1935年3月23 日签订的日苏之间关于将中东铁路卖给伪满洲国的协定，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另外一方面，当时的美日关系也还没有十分尖锐，美国充其量只是在1932年1 月发表了一个带有绥靖主义含义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照会而已。
    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的蚕食政策逐步得手之后，在1936年8月7日的五相会议通过的“国策基准”中确定：“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26）这里所说的确保“在东亚大陆的地位”，主要的是指要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后来日本在1937年挑起的“七七事变”即是明证。当然，也不排除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抱有对苏联侵略的野心。《反共产国际协定》秘密附属协定中“以苏为敌”的提法，以及后来在1938年7月及1939年5月分别发生的张鼓峰事件及诺门坎事件，就是反对苏联的具体表现；但是，同侵华战争相比，这些并非日军的主体行动，发生的边境战争也只是小打小闹而已。所以，可以看出，日本从这时起，基本的国策是避开苏联，一面要占领全中国，另一面是向南方海洋发展。当日军的主力部队陷在中国战场上穷于应付之时，“北进”总是力不从心的。这就不难理解，不论德国怎样向日本鼓吹同蒋介石政府联合反共，共同对付苏联，而日本却总是执拗地抓住侵华战争不放。当它陷在中国抗战的泥潭中难以脱身之时，它对苏联的畏惧就愈发强烈。所以，坚持在三国同盟条件中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日本，却逐渐由敌视苏联转向寻求同苏联的合作关系，或至少争取苏联对日本的侵华战争以至于向南洋的发展采取“中立”态度。于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及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在1939年11月就向野村外相提出了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在日苏谈判并不顺利的情况下，这才有在1940年9 月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时的要求德国从中斡旋的举动。而出于基本国策的要求，松冈洋右在得知德苏矛盾已形尖锐之时，仍然不听德国的暗示，于1941年4月同苏联订立了中立条约。
    反映日本这种“北守南进”国策的最重要的表现，是在苏德战争爆发的转折时刻的日本政府决策。在日本正式获悉德国进攻苏联之后，1941年7月2日召开“御前会议”，近卫首相发言说：“我国国是之大本，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进而贡献于世界和平之建立，世界情势虽有演变，本国是不应有丝毫之变更。帝国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起见，必须努力于中国事变之处理，自无庸议；更为确立自存自卫之基础起见，除展开南进之步伐以外，更为解除北边之忧患起见，并须按照世界情势，尤以德苏战争之推移，以适时解决北方问题。此在帝国国防上，及东亚全局之安定上极为重要。”（27）这个讲话的精神写进了同一天通过的《伴随形势的推移之帝国国策要纲》（28）当中。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伺机等待“德苏战争之推移”，“适时解决北方问题”；但它在基本国策上仍然把立脚点放在“必须努力于中国事变之处理”，并把它的“展开南进之步伐”作为所谓的“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这就不难解释，不论松冈洋右等人怎样鼓吹要不失时机地配合德国出兵苏联，并且也曾在1941年的7月下旬至9月搞过一次准备进犯苏联的“关特演”，日本却终于未敢向苏联越过雷池一步。其根本原因，固然同苏联在远东地区配置有重兵有关；而重要的，还是由于日本陷在中国战场，无力向北方进攻。在1941年6月26日至28日日本政策的决策者之间的辩论中， 当松冈洋右说“本人主张北进，并想通知德国”时，参谋总长立即提出异议：“道义外交当然是对的，不过日本现在中国使用兵力很大，实际上办不到。就统帅部而言，可以完成准备，至于动手或不动手，目前不能决定。”（29）日本战败以后，当年的内大臣木户幸一证实说：苏德战争爆发之时，日本“怎么说也不会参加，因为陆军的准备不充分。准备这个战争，则将变为冬季的战争。而冬季的战争是没有胜利希望的。”（30）
    最后，日本在对苏德战争的观望当中，由于美日矛盾的急剧发展，它把苏德忙于激战而形成的日本北方的“静谧”，看作是南进的大好良机，终于在1941年12月7日不宣而战地向美国开火，挑起太平洋战争， 把它的盟国德意拖进了同美国的战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