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尽管美英矛盾再度上升并一时左右了世界政治，但在欧洲纳粹崛起之前，没有构成美欧直接军事冲突的条件，美英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其矛盾主要表现在金融冲突方面，而美日军事冲突则日益加剧。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讨论情况也表明，英美在海军军备问题上的矛盾有所下降，日美之间在海军军备问题上的矛盾却走向激化。因此，美国的太平洋第一战略没有丝毫更改。30年代初，有人曾问墨索尼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他回答说：“美国没有外交政策可言。”这一句话至少可以说明，美国当时没有对欧洲的明确的战略，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亚太地区，以至墨索尼黑才有如此看法。
    为了对付日本，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7日上台后就大力发展海军，新任海军部长宣布，美国将按1930年伦敦海军协定所规定的最高限额建造军舰。罗斯福上任后的第二次内阁会议，就指出美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1934年罗斯福促使国会通过一项法案，重建针对日本的美国舰队。同年4月， 美国把它的舰队调往大西洋举行演习，在获悉日本准备终止华盛顿海军条约后，美国舰队即迅速于11月驶返太平洋作战略集中。1935年初，赫尔国务卿建议总统“应赶快建造一个更大的海军，尤其为了远东局势更不能不然。”⑦罗斯福上任之初，他本人及其军政幕僚都基本上肯定并沿袭了本世纪初以来的“太平洋第一战略。”由于一战后美国统治集团内一部分代表中西部新兴财团利益的政治派别，为了避免与老财团在欧洲的经济势力发生冲突，他们主张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放在亚洲，而不参与欧洲的政治经济活动。这一部分人成为“太平洋第一”战略的狂热鼓吹者和拥护者。直至小罗斯福任内为止，这一部分人的活动增强了“太平洋第一”战略的稳固性，同时也给后来美国实现战略重心转移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30年代中期的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日本法西斯化完成。是年8月日本的“国策基准”明确规定：“外交国防相辅为用，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与此同时，欧洲法西斯德国也登上了欧洲舞台，而且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两个战争策源地在东西方形成了。美国的世界战略面临严重考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旧的“太平洋第一”战略和当时世界的危险局势显然很不合拍了。美国必须适应新的国际紧张局势，对过去奉行的战略作根本性的重新审视，调整战略部署。然而美国在战略设想应指向哪里的问题上，最初是认识不清或不太明确的。
    1935年到1936年，正是国际法西斯甚嚣尘上之时，美国却由于国内问题紧迫和新政斗争，对外很少考虑国际问题和国际战略，华盛顿方面对来自欧洲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德国1936年入侵莱茵的严重事件，在美国的反应是：“莱茵的侵入是欧洲的一种发展，并不牵涉我们，华盛顿方面并不应该有所行动。”⑧但是，严重的局势迫使美国经过短暂的游移于欧洲之后而“走近欧洲日益紧张的局面”之中。
    美国开始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敌人同列为主要目标，分别在两洋建立常规的强大舰队，用两个拳头同时去防备和对付敌人。这是美国对世界法西斯在两洋向美国挑战所作出的最初的战略反应。与两洋战略形成相适应，美国外交方针也就着力于寻求“俾能抵抗德日意显然在走向军事方面去的行动。”⑨但是，这个两洋战略，可以说其重心似乎还习惯地偏向太平洋。美国的这个双重战略，对于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世界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其不适应性在于，希特勒的崛起增强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一切反对世界法西斯的力量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制止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威胁，美国的双重战略却没有适应这一变化的形势，这对美国以至世界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得美国两处受到制肘，分散了美国的力量，从战略角度来说，使美国实际上直到30年代末“对战争毫无思想准备”，⑩或者象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所承认的：“太平洋舰队直到1940年还没有任何作战考虑”（11）。其适应性在于，这一战略毕竟是针对世界法西斯德日在东西方挑战的。这个不成熟的战略是美国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不成熟或者说消极的反应。双重战略是“太平洋战略”和“大西洋第一战略”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美国在实施双重战略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其不现实性以及对于世界局势变化的不适应性。
    30年代的最后几年，由于“新政”取得了新成果，罗斯福总统本人便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国外，着手处理纷繁的外交事务，特别注意战略问题。罗斯福总统是美国最早认识到德国咄咄逼人的现实危险的少数目光远大的人物之一，他明确认识到与德国迟早会有一战。在慕尼黑危机之后，他确信：“欧洲独裁者对我国的危险越来越近了。”如果说，罗斯福第一任内“没有什么对外政策可言，”至多沿袭了前几任的太平洋战略，那么现在“他需要制定，这是他知道的。”（12）严重的国际局势已经促使他意识到非改变美国目前的战略态势不可。他开始新的战略构想。1938年4月， 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建立太平洋防务问题时说：“当然，假如你只有一个敌人，你的话是对的。可是假如你有两个敌人，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进攻你呢？那么你的两只脚便应该采用点机变的步伐了，你应该敏捷地先把其中一个打倒，然后再把你的军队调回来打其它一个，这是你唯一的出路。”（13）很显然，这里先要打倒的是指纳粹德国，从而在政治上解决了先打倒谁的问题。美国军事战略无疑要受到“首先击败德国”这个最大政治的制约。罗斯福在公众面前公开了他的构想中的“大西洋第一”战略，表明了罗斯福战略转移的决心。罗斯福善于审时度势，当时美国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束缚着他，他知道不能背离美国的公众舆论太远。在这种情况下要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解决世界冲突的政治和军事政策是困难的，因此，他常常采取另一种手法，掩盖自己实施战略转移的行动，“悄无声息地划桨，”不时放几个试探气球，推动着战略重心的转向。他考虑到，美国最顽固的孤立主义分子，一想到要“坚守美国堡垒，也会赞成美国需要强大的海军，”所以，他便于1938年1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付十亿美元兴建两洋海军，用两洋战略掩盖他的战略移向。尽管在罗斯福的世界战略蓝图上已有明显的改变，但就美国整体而言，战略的钟摆仍然惯性地偏向太平洋。1938年5月，国会通过海军扩建法，决定十年内用十一亿五千六百万美元巨资建造一百五十吨舰只。1939年1月国会又拨款六千万美元加强美国在太平洋十二个据点的防务。 美国如此不惜血本地发展海军，显然是为了对付在太平洋上的强敌日本。
    在敌人的挑战面前，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们看问题更带有战术的眼光，从纯军事角度着眼，不能象罗斯福一类政治家那样从世界政治斗争的战略全局考虑。军方依然抱残守缺，恪守30年代中期以来的双重战略，在战略全局上似乎缺乏灵敏的应变能力。1939年2月，美国军方提出“彩虹计划”的第一方案， 体现了军方在两洋作战的军事思想。直到这年秋天至1940年夏秋止，德国法西斯挑起的世界大战业已爆发，美国还在根据陆海军司令部制订的这一计划在太平洋、大西洋美国沿岸以均等的力量扩充基地，仍然分不出谁是主要之敌。甚至到了1940年初秋，美国军方提出扩大军事计划依然是力图拥有一支海军能同时在太平洋击溃日本海军、在大西洋击溃德国海军，同样带有“双重战略”的色彩（14）。美国军方的战略体系还没有根本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