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罗斯福和军方实行战略转移的阻力是很大的。在欧战爆发后，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以财政部长摩根索和伊克斯、海军部长诺克斯代表的是对日强硬派；以国务卿赫尔、副国务卿韦尔斯为首的国务院、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舰队司令理查逊等是对日慎重派。两派内部意见常常并不一改，他们的对日态度和美国实行战略转向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复杂化。罗斯福极力引导两派向自己的战略设想靠近，取得了成功。他写信说服伊克斯：“对美国来说，为了支配大西洋而维持太平洋和平是极为重要的，太平洋上出现的小事也会削减大西洋上的舰艇。”（18）
    来自以“不干涉欧洲事务”为特色的孤立主义潮流的阻力更大。这种孤立主义与美国一些垄断集团联结在一起，更增大了其能量。这些垄断集团是和德国有密切经济联系、保护自己对德借款权益并依靠向德国贩卖军火获取战争利润的亲德派。他们站在德国纳粹一边，成为反对罗斯福对德战略的堡垒。还有对日本有切肤之痛的美国在远东的商业团体，他们从不同经济利益来拥护太平洋第一战略。美国人民中也很复杂，在西海岸，美国人对德国不甚关心，可倒随时准备对日作战（19）。但大多数美国人民缺乏战争思想准备，“不想参加到战争中去。”（20）美国人民中存在的和平主义就为孤立主义思潮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妨碍了美国正确战略的制定，不能对战争的冷酷现实作出迅速的正确反应，甚至罗斯福政府在试图备战并作战略转向时竟被指责为战争狂。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孤立主义对美国制订“大西洋第一”战略的制肘，1941年初美英参谋人员联合制订的ABC－1号计划，在孤立主义有极大势力的国会没有得到批准。据说连罗斯福对贯穿他的战略构想的这一计划也不便作“任何正式表态”（21）。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纳粹战略家们针对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大西洋并把“全部法码投向英国一边”，采取反措施。1941年3月5日，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第24号特别训令，其中说：“以三国协定为基础的合作目的是尽可能迅速地使日本在远东采取积极步骤，这样美国的强大兵力就将被牵制在远东，美国在战争过程中注意力中心就将转移太平洋。”（22）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转向，希特勒一再命令德国海军“尽一切可能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甚至表示，即使美国完全废除中立法，他仍打算尽可能避免同美国交锋（23）。希特勒试图采取“克制”的策略行动来防止美德矛盾的升级，缓和美国的转向姿态。
    但是，不管来自国内国外的干扰如何之大，从现实情况出发的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是势在必行的。就在ABC－1号计划未获国会批准不久，1941年4月，陆海军联席会议又制订了《美国陆海军联合作战基本计划》，再一次肯定美国基本战略是在大西洋采取强大攻势，在太平洋采取守势（24）。非如此不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克敌制胜。
    1941年下半年，美国“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战略进入最后阶段：明朗化和最终形成。6月22日，德国闪击苏联，世界形势空前严峻。 美国也不再是安全的绿洲。罗斯福深恐苏联彻底崩溃或与德议和，会出现希特勒倾全军投入西线的可怕局面，为了减轻欧洲第一线的压力，他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当即声明：“愿意尽可能地给予俄国一切援助。”这样，大西洋第一战略和公开援苏实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成为战时美国反德全球战略的核心支柱。这时，国内形势已变得有利于美国向参战方向前进了，连一般美国将领也认识到“先欧后亚”的必要性，在日本进攻之前五个月，防守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将领之一发表演说，“我国对付了德国人就可以日后对付日本人。”（25）这些变化对美国“大西洋第一”战略的最终明朗化是十分有利的。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举行美英最高级会议，由双方最高战略决策人第一次共同确定“大西洋第一”战略，明确提出“彻底摧毁纳粹暴政”作为双方共同的政治和军事战略。随后，总统下令最后制定有关作战和兵力分布的战略行动方案，美国最高战略指导机关机器充分运转起来。9月11日， 军方首脑马歇尔与斯塔克应总统要求，签署《对世界战事的综合基本战略估计》。这是美国参战前最重要的文件，它制定了“全球战略的基本战略”和“主要军事政策”，指出美国的主要战略和首要目标“应当是在军事上完全打败德国”，并规定美国以积极参战作为对反抗纳粹国家的支援，“同时把日本约束住。”军方在这些文字上加了着重号。这个文件是军方经过近二年深思熟悉的成果，又是经过一年以上美英参谋人员在秘密、非正式但却十分有效的合作下交换情报和意见的产物（26），它体现了自194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历次战略计划，如“猎犬计划”，“ABC－1号计划”，“彩虹5号计划”中的战争目的、战略方针和设想。这样，美国参战后所要遵循的战略作为政策和具体行动方案而制定和落实下来了。1941年11月，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军事机关致罗斯福的备忘录，再一次全面阐述了军方观点，对罗斯福制定最后阶段的政策又给予很大的支持。备忘录要点是，“美英两国基本目标是打败德国，美国目前远东政策应以打败德国为转移，应避免美日战争，如发生美日战争则应是防御性的不是不加限制的攻势。”（27）美国终于赶在参战前几个月最后构筑了自己正确的战略体系，这样，本世纪初由来已久的以太平洋为重心的美国战略，在两年的时间里被“大西洋第一战略”最终取而代之。这两年时间，既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在美国军事史上是值得记载的年代。
    战争来到了美国。进攻来自日本。美国不希望与日开仗，然而却以首先对日作战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对美国大西洋第一战略又是一次新的考验。罗斯福知道，在政治上，美国国会和舆论界目前都把日本作为首要敌人，许多美国人都希望对珍珠港事件进行报复，公众中期待太平洋取胜的想法普遍流行，在美国海军中也有许多领导人持这些观点（28）。美国孤立主义发出了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反对日本的狂叫。而且在实际战争中，日本的进攻使美国在最初不能立即全力以赴地去实行欧洲第一战略，它必须去增援它在珍珠港的基地，竭尽全力地增援菲律宾，并准备对付日本在太平洋的新进攻。这一切使得美国将转而采取太平洋战略。连丘吉尔及其军事随员在1941年底抵达华盛顿时也十分担心美国战略的再度改变。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讨论了战争形势，再次肯定头号敌人仍是德国，在美国参战后第一次重申既定的“欧洲第一”战略，并得到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认可。在1943年初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英又重申了首先击败德国的基本战略。“大西洋第一”战略经过战争初期的实践而巩固下来，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指导战争胜利的基本军事战略。随后，美国进一步把“欧洲第一”战略讨诸于战争实践，罗斯福和马歇尔、霍布金斯等高级军政顾问，在1942年3月开始提出“在欧洲大陆开辟新战场”（29），并着手制订西欧作战计划（30），开辟第二战场。可以说，第二战场的开辟是保证“欧洲第一”战略的最重大措施，是“欧洲第一”战略在美国参战后的新发展。
    尽管美国参战后，随着战争过程中形势的变化，关于战略的纷争，在美国舆论界、军事界、政界仍有发生，美国也曾一度有过“欧亚并重”的战略设想，但美国在整个大战中的最高战略基本上仍是不变的，即“欧洲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