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雅尔塔体制遗留下来的恶果。二战后使得国际关系趋于紧张的最大症结，乃是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制定的蓝图。人们把这次会议所订的一切文件称为雅尔塔体制。由于当时欧亚战局紧急，三位巨头不可能在会议上对那些重要决策问题从长计议，只能花去一周时间交换意见，大多来不及辩论清楚后去作出明确的结论，而往往是采取相当松散的方案，就算了事。因此有人说，由于这样，便令人误解，以为三巨头在雅尔塔达成了协议，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决议，等到散会之后，东西方之间深刻的敌对情绪立即显露出来，双方对已经一致同意要做的事情持有不一致的看法③。当然协议和决议还是有的，不过不很确切而容易引起解释上的分歧罢了。还有人说，在二次大战期间的重要会议中，没有哪一个曾象这一次那样激起如此多的事后争论，人们一直把德日战败后的年头里折磨世界的许多坏事都归咎于雅尔塔会议④。这样的评价似乎也有过当之处，不过在雅尔塔体制中确实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够公正也不够妥善，别的缺点姑且不谈，我们在下面只议论一下同罗斯福和斯大林二人有关的两个问题。
    据说罗斯福去雅尔塔开会时已显出精神疲乏，心情不安，他急于要达到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东方问题，即十分迫切地要使斯大林就参加亚洲战争的时间和范围作出具体决定；另一个是投票表决权问题，即要在建立联合国问题上同苏联取得一致意见。为什么这两个主要目标至关紧要？因为其他问题，比如东欧问题和德国问题，都要按照上述两个主要目标去考虑⑤，换句话说，这是雅尔塔体制的关键性主题，也是统率全局的前提。我们就在下文谈谈这两个问题的原委和影响。
    三个盟国由于利害不同而使它们的注意力也各不相同。在雅尔塔，罗斯福的意见常常和丘吉尔不一致，丘吉尔最关注的是东南欧地区⑥，而罗斯福感兴趣的是亚太地区，他专心致志地在思虑着怎样贯彻美国的对日作战计划，他坚决要求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以便减少美国在击败日本的艰苦战斗中的巨大损失，主要是减少美国官兵的生命牺牲（据军事当局估计，要在日本登陆美军将多伤亡二千万人，此说或许夸大）斯大林看到罗斯福的急迫心情正中下怀，便乘机提出交换条件，这里包含两大项目：一是苏联要求收回在1905年沙俄战败后失去的为日本所侵占的权利；另一是提出损害中国利益的领土要求；除让中国外蒙成立国家外，中国东北两条铁路由中苏合营，还规定苏联在成为国际化的大连商港拥有优越权益，苏联并恢复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这些条款都要由美国保证实施，在中国代表没有在场商议的情况下，美苏两国首脑竟然搞了这样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交易，事后美国迫使中国同意（其时罗斯福已去世，是由杜鲁门经手办理的），还要中国蒋介石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一个所谓“友好同盟条约”聊以解嘲。牺牲中国权益的结果，换来的只是这样一句话：“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⑦。英国代表没有参加罗斯福和斯大林关于此事的密谈，但丘吉尔深恐失去大国“风度”，同意在事后签了字，因此1945年2月11 日所订的这个文件称为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尽管如此，但同往雅尔塔开会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却不赞成签署，他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称这个文件为“雅尔塔会议中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⑧。这句话说得很对。苏美当局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对尔后中苏、中美关系的趋于恶化，或多或少成了催化剂，这无疑是由历史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所规定的。
    罗斯福的另一主要目标是要解决联合国的投票权问题。联合国组织的基本方针，在1944年10月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已经制定了⑨。但投票表决权问题却未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两点：一点是不论大小国家在联合国机构内表决议案时是否实行一国一票制。这本来是无需讨论的，但苏联却提出种种理由，先是要求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统统成为联合国创始国，都有投票权，那就是说，苏联要在联合国大会上享有十六票权，这个主张显然很荒谬。后来在雅尔塔讨价还价结果，由十六票到四票或三票⑩，经过最后协商妥协，英美同意苏联可享有三票权（11）。另一点是联合国机构内几个主要大国，即常任理事国，能否在安全理事会内享有否决权，这个问题在雅尔塔取得了妥协--即被称之为“雅尔塔方案”，大概的内容是，常任理事国对于除程序事项的决议以外的一切其他事项的决议都有否决权，即只要某一大国投了反对票就可使议案打消而不予通过。
    上述两点都是违背国际法上主权独立国家（不论大小如何）一律平等的原则，其实也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序言中自己的誓言：“……重申基本人权……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对后来国际关系的演变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超级大国滥用否决权使雅尔塔体制的恶果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证明超级大国不顾世界和平与别国权益的极端严重性。
    第三是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冷战和集团政治的局面。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到三个月，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希特勒纳粹法西斯宣告灭亡。7月中到8月初举行了波茨坦会议，在会议期间，三国首脑除了斯大林以外，早已换了杜鲁门和在后期又换了艾德礼这两位新手，使斯大林在外交上更可以得心应手而大展宏图。当时，斯大林曾反复强调必须保持苏美英三国的团结，呼吁要设法保证三大国（可能加上中国和法国）之间维持一条统一战线；斯大林担心，最大的危险来自大国之间的冲突（12）。很遗憾，斯大林所感到的忧虑，到大战完全结束后就不幸而言中了。
    波茨坦会议只是雅尔塔会议的继续和补充，完成了雅尔塔体制的未竞事宜（比如解决德国、波兰和战败国加入联合国的种种问题），重要的还是雅尔塔体制。几个大国之间战后所以发生矛盾冲突，实际上是来源于雅尔塔，而在雅尔塔会议上，还能在表面上显示一派团结气氛的原因是，大敌当前，三国都急于要在欧洲把德国法西斯击溃，在亚洲，美国想竭力争取苏联参战，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所以在雅尔塔彼此不能不作出一些让步，搞一些政治交易。等到纳粹已被推倒，波茨坦会议开过以后，如何执行这一大堆协议、宣言或公告之类的文件，各自理解不同，就连在条文的解释上也发生了分歧。于是情况就有了变化，从大国一致到大国不一致，从战时的团结合作到战后的对立争吵。这些意料中的事出现究竟谁应负责？一般说来，大家不能平心静气地来查明真相，超级大国更是各执一词，互相埋怨，把责任推给对方。参与其事的美国外交家查尔斯·波伦写道：“当我们离开雅尔塔时，对于战后在政治问题上同苏联真诚合作，我们还是抱有希望的。……到了斯大林拒绝执行他关于波兰的约定，不理睬欧洲解放区宣言，并采取其他一些行动时，我们同苏联合作的希望才宣告破灭。”（13）但苏联方面却指责以美国反动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战后推行“实力外交”，采取依持“实力地位”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并准备新的流血战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