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是始终坚持寸土必争寸权不让的原则。当时不但在斯大林的头脑中，包括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中，也都一致认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争”，就是为社会主义为世界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争夺地盘争夺权利，多争取一块就使世界无产阶级多一块地盘，就使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多完成了一部分。这就是当时共产主义者对“工人无祖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解，不但在理论上是这样认识的，在革命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如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欧洲问题、德国问题、东欧问题、巴尔干问题、亚洲问题等等，从表面现象上看，苏联确实同英美等国为了各自利益对战后世界作了重新安排，“划分了势力范围”。这样的事例很多，最典型的要算1944年10月丘吉尔、艾登同斯大林、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的会谈了。“在经过一些讨论之后，双方达成了一致：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的利益相等，在罗马尼亚以俄国的利益为主，在希腊以英国的利益为主”⑥。会谈中莫洛托夫反对艾登对保加利亚提出的利益要求，他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黑海国家，它们都未进入地中海。苏联准备帮助英国成为地中海上的强大国家，但是也希望英国在黑海向苏联提供帮助。”⑦这真可谓赤裸裸地瓜分世界。但是揭开现象看本质，这里暂且不谈无论是从主观上或是从客观上来说都有一个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的问题，仅从当时国际形势的具体情况来说，苏联不与英美“划分势力范围”行不行呢？斯大林不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行不行对不对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当时斯大林对丘吉尔、罗斯福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与你们一样的去争去抢，你们愿怎样划分就怎样划分，谁愿占那块就占那块，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都按你们的要求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我们不管，德国我们退出等等。作为唯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样做对吗？假如真的这样做了，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又怎么会诞生呢？今天的情况又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对斯大林的作法又该如何评价呢？肯定会说斯大林是对无产阶级的叛卖，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苏联除了参与这种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办法之外还有什么行得通的更好办法吗？有人认为，可根据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和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问题。在各重大国际会议上，可以让各有关国家人民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自己的前途。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却是不现实的因此也是行不通的。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谈问题，这种作法不但罗斯福、丘吉尔不会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即或同意也办不到。人民是分为阶级的，在同一国家中，罗斯福、丘吉尔可以找到他们的人民代表，斯大林也可以找到他的人民代表，这样的事例在国际斗争中是屡见不鲜的。
    总之，在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乃至各国之间的“争权夺势”，是理所当然和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而争。斯大林在争，丘吉尔、罗斯福不也在争吗。罗斯福为什么十分重视联合国问题呢？据哈里曼回忆说：“他拚命想使斯大林在他关心的其他方面，即联合国和波兰问题上更好地合作。他不想把手中的牌打光”⑧。对丘吉尔来说“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预防苏联统治欧洲。他和斯大林（有时也和罗斯福）争执得很厉害”⑨。罗斯福、杜鲁门、哈里曼、霍普金斯是为美国的战后世界霸权而争；丘吉尔、艾登、艾德礼、贝文是为实现英国传统的均势政策和欧洲霸权而争。既然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争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斯大林为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什么反而争不得呢。
    第二条是战略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帝国主义的共处与斗争中，既要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又要适应斗争的要求作必要的迂回妥协乃至退让。而我们在苏联史研究中，往往出现把战略与策略、甚至把外交辞令与外交手段误作为战略原则与最终目的，从而把斯大林说成是与帝国主义、法西斯相勾结而出卖革命利益与原则的人。究竟应当怎样来区分革命策略与背叛，确实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列宁曾有过极其深刻而详尽的论述。他说：“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把钱或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入伙分赃”⑩。不妨以列宁的原则来分析一下斯大林在外交斗争中的作法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妥协。
    以当前在苏联史研究中分歧较大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例。对这个条约，有人认为是斯大林的背叛，是与希特勒同流合污，是“伙同帝国主义划分欧洲的势力范围”（11）；有人认为比慕尼黑还慕尼黑；有人认为是斯大林害怕希特勒的软弱的表现等等。究竟应当怎样看？斯大林签订这个条约，确有其迫不得已的一方面，因而有它消极的因素，但是它的主流是应予肯定的。
    其一，它是在强敌威胁面前为了争得最终枪毙敌人而实行的革命妥协。有人认为“斯大林同德国法西斯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基本上属于第二种人的妥协”。“为的是入伙分赃”，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12）。是革命的妥协还是背叛性的妥协，根据列宁的原则，主要是看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枪毙强盗还是为了入伙分赃，是临时性的策略措施还是长远性的战略措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是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人所共知，正是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苏联更迅速地加强了西线的军事防御设施，并把几百万军队调集到了西线边境，同时大幅度地提高军工生产，工业部局的调整工作也加快了步伐，把西部地区大批重工业工厂迅速向后方和乌拉尔地区转移。所有这些措施当然不是针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而是针对德国法西斯的。斯大林认识到德国法西斯发动对苏联的侵略只是时间问题，特别是1940年11月莫洛托夫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德国后，对德国的必将发动侵苏战争更加深信不移。“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这次出访的共同感想是：苏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必须准备反击法西斯的侵略”（13）。因此代表团回国之后，立即举行了全军领导人员会议，进行了战役战略演习。鉴于法西斯德国侵略威胁的日益增长，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不仅修改了为反击侵略者而制订的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而且根据党中央和政府的指示，实施了计划中规定的一系列旨在加强我国西部边境的防御能力的重要措施”（14）。如果斯大林已经入了伙，成了希特勒的同谋者，又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地针对德国来加强西部国防建设呢？历史已经证明，苏联正是利用了由这个妥协行动所争取到的时间，创造了最终枪毙德国强盗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