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实行革命妥协的另一个例子是日苏中立条约。这也是苏联史研究中另一分歧较大、对斯大林责难较多的问题。
    斯大林为了贯彻其世界战略原则，对东方日本一直采取缓和与妥协的方针。并在1941年4月12日签订了为期五年的日苏中立条约。斯大林签订这个条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这不但已被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打败了日本法西斯的行动所证明，也为条约签订后斯大林的对日行动所证明。条约签订后几个月的1941年9月，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代表美英两国访问莫斯科，会谈中当哈里曼提出中国问题时，“斯大林说他在几个月前也给蒋送去了飞机大炮，供他用来抵抗日本人”（37）。哈里曼写道：“从俄国最近与日本缔结了中立协定看来，这似乎是稀奇古怪的。但斯大林坚持说协定中并无反对把武器送给中国人的规定”（38）。哈里曼继续写道：“至于日本人，斯大林问为什么现在不作点努力使他们和德国人分开。斯大林说日本不是意大利，它不会接受从属于希特勒的地位。因此也许能做点什么来离间这两国”（39）。这充分说明日苏中立条约并没有束缚住斯大林的手脚，它只不过是服务于斯大林世界战略的一个策略措施而已。更不是什么“苏联第一次伙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40）。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援助并没有间断，苏德战争爆发后尽管这种援助相对减少了，但是并没有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又“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给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增加了物质力量”（41）。斯大林虽然与日本签订了条约，但“一直对日本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经常使日本感到苏联决不敌视日本”（42）。从而与日本保持了相对“友好”与“缓和”的关系。但是他从没有忘记最终打败法西斯的目的。他早在1941年、1942年就一再向美英表示将要共同打败日本，1943年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后，他再次向赫尔表示：“在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结束欧洲战争之后，苏联将立即对日作战”（43）。“赫尔听后惊喜交集，满面通红，其激动之情使人一看便知。赫尔一口气说了下面一番话：‘请告诉斯大林，这对我们美国政府和国民是重大的喜讯。我将立即把这个消息传达给罗斯福总统，并保证严守机密’”（44）。赫尔最后说：“现在我明白了，斯大林元帅，您对日本人是有您自己的一笔帐”（45）。在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重申：“一旦德国最后垮台，那时就有可能把必要的增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将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46）。1944年10月，斯大林又就对日作战问题明确答复美国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迪恩少将说：“在打败希特勒之后，红军要花三个月才能对日本发动进攻”（47）。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更加具体明确地表示将在八月份发动对日本的进攻。这就是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对日本的一贯态度和战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在外交斗争中必须采取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策略措施。甚至在战争胜利前夕，斯大林在回绝日本天皇的和平谈判要求时，仍然采取“拖延战术”来麻痹、蒙蔽日本。
    由于斯大林对日战略策略的正确，保证了远东的缓和与稳定，使苏联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西方的德国法西斯。当美英援苏的大量物资在其他航线受到德国海空军严重威胁并遭受大量损失的时候，“只有在太平洋……由于斯大林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挂着苏联国旗的船只可以在北美的西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自由航行”（48）。使美国的部分援苏物资得以通过这条航线运抵苏联，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此外，正由于和日本保持了和平关系，苏联才得以把远东的兵力调往西线。被誉为德国“装甲兵之父”的古德里安曾对此发表评论说：“使军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希特勒既已向美国宣战，那么为什么日本却不向苏联宣战呢？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俄国留在远东的兵力还是照样可以调来对付德国。这些部队的运输，在数量和速度上，都超过了我们估计之外”（49）。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斯大林对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两本帐。战争胜利前夕，丘吉尔与斯大林有一段对话最确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丘吉尔说：“在战争中，真象是这样地宝贵，以致它甚至总由一个谎言保护着出场”。斯大林说：“我们把这个叫做战略”（50）。如错把斯大林的策略措施、外交手段甚至外交辞令看成是真实的本质的战略性措施，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使苏联史的研究工作误入歧途。
    总之，不容否认，斯大林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但他终究是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既不应与希特勒、东条等同起来，也不可与罗斯福、丘吉尔同日而语，对此不作严格区别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在研究斯大林的错误时，必须根据列宁的教导，“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51）。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指导今后革命行动的目的。
    注释：
    ①②③王鸿宾等：《马占山》，第129页。
    ④（11）（40）（41）刘立凯、杨进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九期。
    ⑤《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页。
    ⑥⑦《英国外交部关于1944年10月丘吉尔、艾登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