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公司和联合企业的多层次结构，造成了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是新中产阶级产生的首要前提。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典型企业主是家长式的厂主和监工式的管理人员二者集于一身。新英格兰的纺织工厂和芝加哥的农机工厂也只有雇工三百人左右，管理人员仅需五人（11）。到二十世纪初，雇工数千人的大企业已遍布美国各主要工业部门，福特汽车工厂的雇工已达15,000名以上（12）。而且控股公司所属企业在跨州、跨部门的范围内活动，金融寡头只能在纽约、芝加哥等中心城市进行遥控，企业的直接管理权就操于经理人员之手了。
    其次，财团、大公司之间的渗透合并、订立协定、巨额股票交易等经营活动，往往不是由垄断资本家本人进行，而是委托给中介代理的专职律师、经纪人等。这些专职人员比原来的企业主、股东、董事更熟悉整个公司和企业的运转和联接，更适合于充当联合企业的组织管理者。例如，1901年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的总经理E. H.盖利，亲手办理了从苏必利尔铁矿到匹兹堡的卡内基公司的十二个大公司的合并，组成了一个“托拉斯的托拉斯”。盖利本人也在此过程中由一名律师上升为总经理（13）。这类现象在当时美国大公司中相当普遍。
    其三，垄断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把采用最新技术和高效率管理，网罗和培养科技、管理人员，作为打败对手的重要手段，从而扩大了新中产阶级的来源。在垄断资本的推动下，各类学校中的管理专业学生从1893年的13万余人增加到1910年的23万余人，哈佛等大学还设立了管理专业的研究生院（14）。各大公司的工业实验中心也纷纷建立（15）。于是，新中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1900年，农业以外的各经济部门共有经理人员151万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38万人，加上政府部门的高级文官，新中产阶级人数已超过200万人（16）。据海斯计算，这些人员总数在1870年到1890年间，几乎增加了八倍（17）。
    新中产阶级崛起于美国经济之中，分布于各级企业的管理职位上，组织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帮助垄断资产阶级“用一切科学方法榨取血汗”（18）。因此，新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一般雇员之上，最高年薪可达10万美元以上，他们也参加了瓜分利润的行列。
    新中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共同构成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它的两重性同样是十分显著的：新中产阶级本身受雇于垄断资本，同时它又管理和监督着大部分雇佣人员；它的少数有可能进入大财团，但多数却地位不稳定；新中产阶级虽然是执行着个别财团代理人的职能，但他们中很多人是国家干预政策的鼓吹者，试图把企业内部的计划管理用于社会改革。新中产阶级的上述特殊性质，反映着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与腐朽并存的两重性。
    在分析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内部变化以后，我们再对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另一个主要集团即农场主阶级的分化作一定的分析。
    由于美国存在着广大的西部土地，农场主阶级曾经在美国社会阶级结构中占有最大的比重。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部自由土地逐步消失，农业机械化造成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农产品价格下跌和货币增值加剧了农场主的债务和抵押危机。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使美国的农场主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地位不断下降。
    在东北部，由于接近市场和资金充足，家庭农场迅速转变为专业化生产的小农场，其资本集约程度甚至超过了拥有上千英亩土地的大农场。在五大湖地区，农业的合并和集中也超过了其他地区，形成了一大批五百英亩以上的大农场。这两种农场主都发展了商品化、机械化和资本化的经营方式，成为农业资产阶级的主体。但是，大部分传统的宅地农场，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经过抵押农场而转变为租佃制农场。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西部土地投机高潮使土地抵押十分有利可图。到1890年，伊利诺斯、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等八个州的农场抵押率分别达36.7％-61.7％之间（19），东部金融资本由此得到的年收益可达1亿8千万美元（20）。在1893年危机期间，西部土地抵押崩溃，抵押取消率达到70％-90％（21），大批土地所有权转入东部金融资本之手。由于东部金融资本在空间上与西部农场分离，不便直接经营，从而把农场的经营管理权仍保留给已经破产的旧农场主。这样，在宅地农场同金融资本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不在地主”和租佃农场主。租佃农场主是“半所有者”，与完全失去生产手段的分成农和农业工人不同。他们仍拥有一定的资本，能够在机械、土地改良和雇工方面进行一定的投资。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金融资本的直接控制。可以认为，租佃农场主是农业生产社会化和金融资本渗入农业二者相互作用的产物。他们是在美国特定条件下农业资产阶级的变形，或可称为农业的新中产阶级。
    在南部，金融资本的控制是同内战后形成的谷物分成制相结合的。南部的高利贷商人、种植园主和北部银行的代理商三位一体，融合为南部特有的“不在地主”。分成农向高利贷地主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却以全年的作物收成作为抵押，他们是农业无产阶级的变形。1880年，分成农占南部黑人农民的40％，白人农民的30％；而到1900年，南部白人农民的大多数也都沦为分成农了（22）。南部农业资本主义走的是一条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道路”（23），因而南部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具有与西部、北部不同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