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亚主义：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
    在苏联时代，尽管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基本绝迹，但是从欧亚主义角度思考治国安邦的方略却成为苏联领导人的一种出发点。美国学者米兰·霍纳认为欧亚主义无意识地帮助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成为苏维埃思想的宣传者[25]（P57-63）。从列宁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曾从古老的地缘政治观念考虑苏联安全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在1946年说过：“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时存在着敌对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26]（P484） 以此为出发点， 苏联在解放东欧后，帮助各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并且将其发展为冷战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勃列日涅夫则以“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来维持这个大家庭的存在。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评价：“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27]（P119-120）
    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许多知识分子试图从俄国文化传统、农业国家、农民村社等典型的欧亚主义视角解开十月革命性质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之谜。他们普遍认为，尽管列宁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引入俄国，指导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从性质上讲，十月革命仅仅是俄国特色的革命，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夫认为：“村社这一古老的传统是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在我看来，它是1917年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础……这种传统对俄国社会的影响要大得多，深刻得多，它不仅影响到民族传统，而且影响到道德、政治文化和一切智力活动的特点。”“几十年来，苏联史学一直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1917年吸引了大多数俄国人，因此十月革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然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不可能在以农民为主的、非西方化的俄国传播开来”，因此“与其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不如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列宁主义的产物。”[28]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知识分子革命，是一场基于俄国文化传统的政治革命，是一次试图在西方道路和东方道路中寻找第三条道路--欧亚主义道路的政治实验。
    新欧亚主义者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持有“较友善”的批评意见，但是对当前进行的“全盘西化”式改革则持彻底否定态度。就是在俄罗斯政府和全社会急于“重返欧洲”和“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思潮占绝对支配地位时，一些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学者对此展开了批判，揭露当政的总理盖达尔、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所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理论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不切实际，并且预言“西方化道路”必然失败。当代欧亚主义学者、俄侨哲学家留克斯在1992年底批评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同时也点出了新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新俄罗斯的西方主义者和他们19世纪的前辈一样，把俄罗斯看成是落后的东方国家。认为西方模式是俄罗斯或早或晚必须接受的模式。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派的观点是完全的乌托邦，他们认为俄罗斯永远不会变成欧洲国家，因为它的文化传统和国家结构与西方大相径庭，照搬西方模式终究要失败的。”[28] 哲学家巴纳林在1993 年表示：“现在当权的是西方派人士，他们认为民主的需要高于俄罗斯的需要，而且民主的胜利应该是以牺牲俄罗斯需要为前提的。他们把人民视为民主道路上的障碍，是保守力量。这些人是要把他们主张的西方文化强加在俄罗斯头上。这必然导致人民和知识分子、人民和政权、帝国霸权主义和地区自治主义之间的对立。”[29]（P156-157）
    新俄罗斯继承了沙皇俄国和苏联大部分的政治版图，也继承了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也不得不继承这种地缘文化传统下的欧亚主义的诱惑和困惑。1993年后，较为系统的新欧亚主义思潮已经形成，并且上升为俄罗斯社会和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思潮。巴纳林认为欧亚主义就是“在生活和建设的统一原则下联合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这一地缘政治空间的、非西方的特殊的文明类型”，欧亚主义“是特殊的文明共同体思想，它创造性地吸收和反映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的一切积极因素”[30]。俄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也主张俄罗斯要避免成为“世界又一轮重新瓜分的中心”，就必须牢牢掌握“欧亚大陆深处跳动的地缘政治的世界心脏”，“控制整个地缘政治利益范围（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成员国和阿富汗）”[31]（P187-188）。 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杜金总结了新老欧亚主义的基本点和相互联系，他认为：“这种新欧亚主义建立在萨维茨基、维尔纳茨基和特鲁别茨科依公爵，甚至还包括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家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思想基础之上，历史上的欧亚主义者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欧亚主义在现代形势的迫切和更加积极的作用。帝国大陆范围的民族理论大纲中同时将自由主义西方派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俄罗斯被看成是地缘政治‘大版图’的中地轴线，它的民族使命等同于帝国的构建。在社会政治条件下，这种思想一致倾向于欧亚社会主义（Евразийскийсоциализм），认为自由经济是大西洋阵营的特殊标志。俄国历史的苏维埃时期被看成是路标转换后的前景，是作为传统的、俄罗斯的、民族的追求全球扩张和旨在反大西洋主义的欧亚主义的普世精神的现代化模式。由此表现了新欧亚主义这种理论的‘亲共产主义’趋势。”[9]（P157） 于是，在“赫尔岑命题”和欧亚主义观点上，旧俄罗斯、苏联和新俄罗斯实现了历史性的相遇。然而，从欧亚主义视角来观察俄国、苏联和新俄罗斯复兴道路，我们能够发现其共性所在：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的历史命运之外，还必须注意三者间的差异性和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