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一般都极力赞美彼得一世改革前莫斯科罗斯时代的淳朴民风和田园诗般生活,甚至责难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32]。而新欧亚主义者既坚持俄罗斯文化传统,同时又强调尊重现代文明,他们认为在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里,只有俄罗斯才能将“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巴纳林认为:“在新时期里,处于中心位置的不是经济人,而是把精神、文化和生态需要摆在第一位的后经济人。向这一时期转化的保证,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后经济人与还没有西方化的前经济人的联盟。……我们的全部精神传统,正是当今时期的迫切需要,导致前经济人与后经济人的相遇最早发生在俄罗斯,而俄罗斯因此也就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成为全球转折的倡导者之一。”[33](P390)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但工业文明与技术文明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原因在于西方文化本身无法推进现代化继续发展,以及进入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化阶段。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对现代文明的亲和性。因为,“俄罗斯社会意识中迄今还留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传统价值,尽管它不适合工业文明的要求,但更适合后工业文明的要求。从而使俄罗斯社会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为容易。俄罗斯摆脱现有的历史处境的出路在于实现晚发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俄罗斯踏上一条无与伦比的新路。”[34] 新欧亚主义者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与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相比较大的区别之处。斯拉夫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在较多情况下扮演了政府的反对派的角色,而新欧亚主义者则强调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和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维护当前政府的权威。他们在沙皇政府教育大臣乌瓦罗夫1832年提出的“官方国民性”(Официалъная народностъ)三原则(“东正教、 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中找到了思想的灵感,将其发展成为“新国民性”三原则(“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 “人民主权”(Народны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和“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изм),这种立场很自然地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普京执政后,延续了欧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他强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这一点。”[5] 他在2000年国情咨文中,把实用主义、经济效益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政府的主要任务,认为国内目标高于国际目标。在内政方面,普京政府主张实行“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并根据苏联70年经济建设和俄罗斯90年代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изм)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既没有继续叶利钦时期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也没有回到原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轨道,而是强调在不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的前提下逐步改革,强调遵循温和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建立由国家调控的自由社会经济体系。在外交方面,普京把“东西方并重”外交进一步发展为各个层次的平衡外交。把俄罗斯定位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集中力量关注自身周边地区的安全,不再追求与自身国力不相适应的、不切实际的大国地位,近期目标在于在俄罗斯周边建立一个巨大的“稳定的弧形(圆形)安全带”。2002年4月,普京又宣布俄罗斯的目标是融入欧洲主流经济。 作为在野反对派的俄联邦共产党支持欧亚主义,并且把“国家主义”(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ъ)写入1995年1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纲领》中,作为俄共所倡导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份纲领宣布:“俄共必须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完整,恢复革新的苏维埃各族人民的联盟,确保俄罗斯民族的统一”,“俄共提出的任务是加强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保护俄罗斯的国家民族利益和今天的反对殖民奴役制度以及反对反革命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人民政权形式有机结合起来。”[35](P30) 该党纲宣布:“作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争取各族人民友谊的政党,俄共将争取保持国家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民族和睦。”[35](P32)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进化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给予该民族各方面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因为民族文化传统一经形成,便同时被赋予顽强的再生性,其影响将在该民族的进化过程中一再地发挥出来,一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在适宜的时机还会以某种方式迁移和滋生,这即是文化传统强烈的滞后作用。透过文化传统的历史空隙,一叶可以知百年俄国春秋,可以知苏联兴衰成败,一孔可以窥俄罗斯发展取向。 娴熟欧洲历史和欧洲政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6](P585) 从前天的俄国历史、昨天的苏联历史、今天的俄罗斯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文化传统,包括欧亚主义传统的作用,它如影随形般地影响着俄罗斯(包括苏联)的社会进程,并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明天的俄罗斯发展取向。最后,还应该提到自称“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列夫·古米廖夫,他生活在苏联时代,既不属于欧亚主义者,也不是新欧亚主义,但正是由于他的思想活动才完成了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历史会通。他在去世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知道一点,并愿意悄悄地告诉您,俄罗斯如果想要得救的话,就必须成为欧亚大陆强国,事实上,只有欧亚主义能够救俄罗斯。”[37](P31) 这句话,不正是我们理解欧亚主义和俄罗斯复兴的重要的着眼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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