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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国外社会科学》 A.博罗兹尼亚克 参加讨论

联邦德国关于抵抗运动史的第一批总结性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是反对联邦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英勇战士沙布罗德写的(1969年)。他的专著《莱茵和鲁尔的抵抗运动》(11)是以分析希特勒分子迫害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639案件的档案材料为基础的。他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在运动中的先锋作用,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牺牲自己的生命,“从希特勒专政建立的时刻起到无条件投降止”一直进行斗争。他揭示了抵抗运动最重要的规律--属于不同政党的抵抗运动的参加者行动一致,必然能够打开局面。在反法西斯者中间“必须以共同的力量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个信念成熟了。
    稍后沙布罗德和I.施博斯尼共同撰写的关于佐林根市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书问世。作者揭示了反纳粹主义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提出抵抗运动内部发展的重要结论--“从自卫和对囚犯及其家属的仁慈行动到以信念为基础的积极斗争。这个信念是:应该结束法西斯的暴行,恢复人民的权利并保证和平,成立不滥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德意志共和国”。作者根据档案文献材料得出结论,“共产党人是一个人数最多的群体,这个群体几乎不断地(直到希特勒政体崩溃)进行彻底的和准备自我牺牲的斗争”。
    在《抵抗运动丛书》中,还有联邦德国新一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斯巴赫-布罗姆贝格尔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工人抵抗运动》一书。作者利用联邦德国17个档案馆的材料,把这个题材放在全国抵抗运动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这位女研究人员的结论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她认为:“一般地说,在局部范围内行动的抵抗运动组织的发展趋势,与整个德国范围内抵抗运动的发展趋势是相符合的”。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反法西斯地下活动中的共同行动的分析是作者的一个重大成就。
    德国的共产党鲁尔州组织的历史委员会领导人E.施密特的专著《黑暗中的星星之火》(12)值得人们的注意。作者根据档案文献分析埃森抵抗运动中不同政治方针的群体的活动。他深信,“从历史真相的立场”研究反法西斯运动问题首先必须考虑“抵抗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群体、遭受最大损失的”共产党人的作用。
    在德国的共产党名誉主席雷曼的《决策》一书中呈现出一幅令人难忘的西部占领区社会斗争的图画。书中既有对自己多方面的政治活动的生动叙述,同时又有对联邦德国无产阶级斗争各个主要阶段的深刻的理论总结。由于消灭了法西斯,在德国人民面前揭开了“走另一条新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发展的道路”的可能性(13)。
    雷曼在书中强调指出,“我们的阶级路线找到了与波茨坦原则的接触点。波茨坦协议明确规定不能保存德国大资产阶级侵略势力拥有权力的制度”。“首先必须克服几十年时间内存在的工人运动的分裂和做到工人阶级行动一致,特别是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
    雷曼这本书的思想在G.菲施和F.克劳乌斯的专著《1945-1946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14)中得到了直接的延续。专著中指出,在西部占领区,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5年6月11日呼吁书和德国统一社会党1946年4月21-22日统一代表大会决议的良好影响下,展开了无产阶级队伍团结的群众运动。发表了过去未发表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黑森州、巴伐利亚州、鲁尔州、汉堡、南巴登团结委员会活动的文件。揭示了西部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政治分化的过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普通成员、在下面和中层担任职务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赞同与共产党人合作。书中强调指出,这些事实的原则意义在于它们与改良主义史学的传统假说相抵触,对改良主义史学来说,“这些事件现在已经完全从意识中排除,因为它们完全不符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现行政策”。
    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内,联邦德国史学一直进行关于德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继承性的争论。传统的“德意志历史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企图否认德国帝国主义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这条线。他们断言,联邦德国执政的杰出人物与德意志帝国、特别与法西斯专政的上层执政人物并无继承的联系。“历史社会科学”的拥护者在争论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实际上同“德意志历史主义”的辩护者的假说相类似。
    在K.施泰因加乌斯的《强国的复活? 》(15)一书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关于连续性的争论中的立场。他科学地论证了“旧的”德国帝国主义和“新的”德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继承性。他指出,“当然,不允许简单地在威廉德意志帝国、希特勒法西斯的政体和联邦德国之间划等号。然而联邦德国帝国主义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是旧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在某种程度上再现旧的德国帝国主义的特点。诚然,由于考虑到历史条件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具体变化,在形式上有了重大的改变。”作者称联邦德国帝国主义是“具有代议制和某些民主自由,然而保存了原来的所有制和政权结构的非法西斯帝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集约地研究了联邦德国党-政治机制的演变问题。1976年出版了Г。 阿达莫关于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的历史和政策的专著《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实质和政策》(16)。自由民主党在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合中的作用使K.沙赫特阐述自由民主党历史的研究性著作《自由民主党。历史与政治》(17)成为迫切需要的著作。作者成功地揭示了自由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政策的各种不同方法交替的规律:其范围从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联合到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作者指出自由民主党成员成分复杂,他深入研究了这个党内部各个派别在对联邦德国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各个主要阶段。
    在德国的共产党主席H.米斯的《向右转?》(18)一书中详细分析了1982年秋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合执政后联邦德国新的政治趋势。
    作者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政策“丝毫没有改变政权和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关系”、它在“各方面甚至不是改良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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