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ratry是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的一个基层组织，过去我们常常译为“胞族”。如美国学者摩尔根（Lewis H. Morgan, 1818-1881）的名著《古代社会》的中译本就是这样译的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译本也是这样译的②；一些国内世界古代史教材也沿用此译名③。但是在摩尔根之后，随着西方古典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与古希腊社会组织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由此将古希腊的phratry译成“胞族”就显得不很恰当了。本文打算对此作一简略的检讨，或许对我们的古希腊史研究小有裨益。
    一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最早于1877年在美国发表。从20世纪20年代左右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最早翻译此书是在1929年夏季④，译者是杨东莼、张栗原（张仅译其中两章），由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出版。1935年又交商务印书馆出版。1977年杨东莼、马雍、马巨三人合译的新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一开始起，杨东莼就将phratry译为“胞族”。其实，中国学者还用过其他的译名， 如“宗族”（蔡和森，1924年）⑤；“宗”（郭沫若，1929年）⑥；“分族”（林惠祥，1934年）⑦；“族盟”（罗念生，1996年）⑧ 等等。不过，最为通行的译名还是“胞族”⑨。
    二
    phratry，或者Phratria（希腊文为Φρατρα或Φρταρια）作为古希腊的一种社会组织，本来并不引人注目。19世纪70年代，摩尔根在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之后，认为自己找到了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由氏族到胞族，由胞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落联盟，由部落联盟最后到民族（a people或nation）。前四个普遍存在于美洲大陆；至于民族，印第安人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部落联盟在古希腊没有。他认为，这个演化的序列是普遍适用的。他说：“希腊人的氏族、胞族、部落和罗马人的氏族、库里亚（胞族）、部落，在美洲土著的氏族、胞族、部落中找到了它们相似的组织。”⑩ 既然如此，用西方人固有的、熟悉的希腊术语来表示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就顺理成章了。他说：“把印第安人的克兰（笔者按，克兰即氏族）同希腊罗马人的氏族作一对比，立刻便显示出它们的结构和功能完全相同。再将其胞族和部落进行对比，结果也是一样。这些组织彼此一一相同，这一点无疑可以得到证明；那么，我们仍使用希腊拉丁语的原有术语自然是很妥当的，这些术语涵义充分、精确，并具有历史意义。”（11） 于是，希腊语的γευοζ、Φρατρα或Φρατρτα、Φυλου或Φυλη分别就是氏族、胞族部落。这里说明一下，这三个词的拉丁字母转写分别是genos、phratry、phyle，其中genos、phyle分别常用拉丁术语gens（或苏格兰语clan）、tribe代替。这样，phratry这个术语开始为全世界的学者们所知晓。随着《古代社会》一书在中国的风行，“胞族”的译名也逐渐被中国学者接受。
    然而，古希腊的phratry与印第安人的“胞族”真是一回事吗？ 摩尔根说：“我们将希腊罗马人的胞族和易洛魁人的胞族相比拟，就倒退了两个文化期，倒退到了一个极其不同的社会状态之中。区别在于进步程度，而不在于性质”（12）。然而，西方学者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它们之间的不同恰恰是性质的不同。
    首先，学者们对摩尔根原始社会进化序列提出了质疑。童恩正综合了西方学者的有关论点，在国内率先发难。他说：“摩尔根为原始社会制定了一个进化的程序，即从杂交（原始群）经氏族至部落联盟的发展，这是典型的19世纪生物界单线进化的思想在历史科学中的反映……难以概括全世界……复杂多变的情况。”（13） 他进一步指出，杂交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母系和父系可能并存不一定是前后继承的关系；部落联盟不常见；核心家庭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就存在，因此家庭有可能早于氏族等等。至于“胞族”的问题，这篇文章倒没有提到。还有学者认为氏族与部落谁先谁后，两者均有可能（14）。看来，“单线进化论”难以服人。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多线进化论”，甚至根本否认有什么规律存在。这些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检验，但应当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其次，关于古希腊的“胞族”西方学者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先看摩尔根给“胞族”下的定义：“从一个母氏族分化出来的兄弟氏族结合成的。”（15） 氏族则是：“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16）。因此，“每一个胞族的成员都出自共同的祖先”（17）。可是，古希腊的phratry恰好不是这样的血缘团体。 关于phratry，西方学者兰伯特（S. D. Lambert）出版过一本专著（18）。我们先来看它的名称。它的成员称为phrateres，phratry由此得名。这个词同其他印欧语中的brother（“兄弟”）一词的意思相近 （19），所以，phratry英译为brotherhood（“兄弟关系”）。汉语译名由此而来，所谓“同胞兄弟”。phratry有自己的节日，叫做Apaturia。节日那几天专门举行宴会，年满3岁或3岁以上的儿子由父亲带着参加。phratry 专门为他们举行祭祀神的活动， 表示他们从此就是phratry的成员 （20）。phratry 的成员资格依男性继承。 有西方学者考证说，Apatouria一词源自homopatoria，这个词的意思是“同一个父亲之人的节日”（the festival of those with the same father）（21）。根据phratry和Apatouria这两个词的词源，有学者指出，phratry 至少在起初就是有共同祖先的血缘团体。但是，兰伯特反驳说，不存在血缘关系的人也可能互称“兄弟”；Apatouria 的词源完全可以作另一种解释：“父亲们的聚集”（the coming together of fathers）。从历史上看，该组织起源于迈锡尼时代或更早，《伊利亚特》有两处提到它，是最早的确切证据（22）。《剑桥古代史》认为它的起源很难弄清楚（23）。再看phratry的取名。phratry的取名往往（并非总是）用某个人的名字再在结尾加上idai构成，然而此人与该phratry成员的关系也不很清楚（24）。是不是它的成员的共同祖先很难说。比如有一个phratry叫做Homeridai，我们总不能说其成员的共同祖先是荷马（Homer），显然这些成员热爱荷马的诗篇，故取此名。总之，兰伯特的观点是，phratry是自然形成的， 因此既不是一个完全的血缘组织又不是完全的地缘组织，而是两者的结合（25）。也就是说，phratry的成员之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剑桥古代史》认为它有可能是支持某个贵族家族的人们结成的一种组织（26）。
    有趣的是，摩尔根也认为“胞族”是自然形成的，是“由氏族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27）。那就是说在古希腊就是从genos产生的。可是，有学者认为， 在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中，根本没有出现genos，在古风时代早期的法典和文书中，genos也不占显著位置，它可能起源于公元前9世纪前后（28）。在荷马时代， 根本没有氏族组织存在的证据（29），核心家庭可能已经占了主要地位（30）。《剑桥古代史》也说：“如果仔细检查证据就可以发现，genos在荷马史诗中没有出现，在阿提卡也仅指祭祀家族（priestly families）。”（31） 可见，genos不是印第安人的氏族。有学者主张译为family（32），即“家族”。这样问题就来了。认为genos由家族演变而来，这本是格罗特的观点，也是摩尔根大加挞伐的观点（33）。看来这个观点更近于事实一些。摩尔根拿印第安人的规律来套古希腊。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可以考察得到，而古希腊的情况则要依赖历史的证据说话。这些证据到现在还不充分。何况在基本没有考古资料的摩尔根的时代。他说：“无论如何，希腊人的部落总不可能没有氏族”（34）。可见，摩尔根太急于得出结论了。
    摩尔根的书中还有一个核心观点，即氏族社会以血缘联系为其基础，国家（政治社会）则以地域联系为其基础。因此他把克里斯提尼设立“德谟”（demes 或译“村社”）、“三一区”（trittyes）和新的十部落的改革看作雅典从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最终完成。其实，“德谟”虽是人为划分的，但不可能是某个人在地图上画出来的（35），而是照顾到村社的自然状况，而且在农业社会里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们往往有血缘关系（36）。因此，我们很难说“德谟”里面就没有血缘的因素存在。愚以为，克氏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削弱贵族对政治的影响。自梭伦改革以来，雅典贵族控制政治的局面没有改观，这一方面导致贵族家族之间的纷争引起社会动荡；另一方面贵族家族势力失衡之后又很容易导致僭主制。雅典平民对僭主制的祸害有切身体会：平民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统治时引起的流血冲突和局势动荡等等。在克氏改革之前，phratry 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成员资格是公民权的唯一证据（37），也就是说，只有phratry的成员才能成为公民。 外邦人要成为雅典公民必须先加入某个phratry。phratry里面的贵族家族通过血缘、威望和财富等等多种途径来主宰phratry，phratry的成员资格由贵族家族决定（38），这就等于说决定了谁是公民，谁不是公民。克氏改革之后，“德谟”代替phratry 成了最小政治单元，公民资格改由“德谟”来决定，这样“德谟”的地域性才能发挥作用。当然，克氏的改革还有其他许多措施来保证目的的实现。要说雅典国家的形成，远在梭伦改革之前就有君主制的国家，后来又是贵族把持政权的国家，不必等到克氏改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