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这个漂泊在大西洋中的小岛，曾经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漫长时期中湮没无闻，但到了近代却突然崛起，一跃成为西方强国中的领头人，并独领风骚数百年，给人类文明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曾经号称“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国家又逐渐衰落，回归到欧洲的版图之内，回归到大西洋中那个小岛。这其中的前因后果必然是所有关注英国命运的人们想要揭开的谜底。最近，由刘成、刘金源和吴庆宏三位英国史博士共同撰写的《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一书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需要指出的是，该书是以2003年11月齐世荣教授和钱乘旦教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所作的“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讲解中的英国部分为基础，并对其进行充实而完成之作，与以往的英国史研究著作相比，确实有着若干方面的独到之处。
    它考察了英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整个发展历程，却又不以赘述历史史实为目的，而是紧紧围绕着英国的兴衰这一条主线，着重对英国的兴衰中起到重要或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给予阐释，并综合各种学术观点进行创新，以回答英国命运起落转折当中引起人们关注的诸多问题。这是该书的第一个重要特色所在。
    英国的发展历程可以被描绘为一条抛物线型的曲线，即由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国逐渐崛起、发展壮大、达到顶峰，再逐渐回落到原点。其中第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便是英国崛起的契机何在，为什么在当时诸多境况相似的欧洲国家之中，它率先走上了强盛之路。
    英国崛起的第一个关键条件是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当时的“英国”、“法国”只不过是地理上的概念，欧洲人所认同的是一个大的基督教文化圈，在这样的认同之下，欧洲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之中。在各个“国家”内部，国王并不具有超越于贵族的权利，只是他们当中居位较高的一员。在这样的分裂状态之中，很难说会有整体性的巨大进步。英国在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中萌生了民族意识，认识到它是不同于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独立存在，通过都铎诸君主的努力，建立了民族国家，其意义在于：它将一个国家凝结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这个国家迈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恰当载体。在这个载体刚刚形成之时，处于最高地位的是专制君主，他已经超越于一般贵族之上，成为整个国家的代表。专制王权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英国的崛起准备了政治条件。此时，由于民族国家与王权在利益上的一致，专制君主运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了一系列对英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策。
    一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第23页），它强调大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达到尽可能多地积累金银财富的目的。重商主义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壮大了英国实力，另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在专制王权的保护之下获得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重商主义影响下，英国人开始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谋利”精神，他们不再把追求财富看作是罪恶，而是把它视为对上帝恩典的最好证明。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无疑也对英国后来的发展作好了精神准备。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相比，英国有着自己的特色，“它除了具有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重商主义的一般特点之外，从一开始就有贸易差额论和重工主义的思想渗透其中”（第28页）。这对于英国后来率先向资本主义转变不无影响。
    二是英国的专制王权积极推动海外贸易和扩张。除了满足王室私利之外，海外贸易和扩张是适应当时重商主义政策需求的。通过海外扩张，英国不仅可以廉价地从殖民地进口商品，还可以扩大自己商品的销售市场，从而增加贸易顺差额度，增加财富的积累。通过重商主义和相应的海外扩张与掠夺的推行，这个形成不久的民族国家可谓羽翼初丰，为后来的振翅高飞作了最基本的准备。
    但是，随着英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当重商主义日益发展到重工主义阶段的时候，工商业对自由发展空间的要求便与专制制度不可避免地发生对抗。此时，英国的专制王权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英国要想进一步发展就要克服专制这一障碍。由于斯图亚特君主专横跋扈，不断践踏自古以来就有的自由传统，议会与国王的对抗发展到极致，于是发生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革命；在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分裂或专制王权统治之下的时候，英国率先通过光荣革命建立起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而平和的社会环境，保证了英国的上升趋势。如果说之前英国所具备的条件只是为英国的崛起准备了最基本的必备条件，那么光荣革命则为现代英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英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起跑线上就取得了领先优势，这是它后来能够快速发展，并一路领先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