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标志，也是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证。战后以来，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成为祭悼军国主义亡灵、鼓动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所在。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目前更成为日本政坛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焦点，并严重影响到日本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
    一靖国神社的来龙去脉
    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明治新政府刚刚成立，就根据明治天皇的旨意，为祭祀和凭吊在国内平息反政府的“戊辰战争”中战死的“官军”而修建了“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其主要任务是祭祀“为天皇而战死的军人”，为他们“招魂”。
    二战结束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利用靖国神社，悼念和褒勉战死者，为其“显彰”，并举行阅兵，旨在提高日军和国民的战争意识和士气，动员国民参加侵略战争，为天皇而战。
    明治初期，日本各地的其他神社，由内阁的内务省主管。而靖国神社为“国家神道”的中心设施，由日本兵部省管辖。1887年开始，靖国神社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共同管辖，经费亦由军费支付。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审查供奉进靖国神社的灵位名单，最后呈天皇批准，然后向靖国神社提供所供奉的战死者的“祭神名票”，每年要增加供奉进靖国神社的灵位。战死者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有的通知遗属，有的根本不通知遗属，甚至遗属反对也要强行放进去。
    据靖国神社统计，至2005年6月，该神社总共供奉明治以来的战死者等 246 万6532人。其中，明治维新时期的有7751人，“西南战争”时期的有6971人，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有13619人，侵占台湾时期的有1130人， 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期的有1256人，日俄战争时期的有88429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有4850人， 出兵山东时期的有185人，“九一八”事变及侵占中国东北时期的有17176人，“卢沟桥事变”及侵占中国时期的有191250人，太平洋战争时期（包括全面侵华时期）的有2133915人①，绝大部分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
    其中，冲绳决战中战死的军人和军属94000人，以及地方人员和女学生等55000人。这其中还有朝鲜（21181人）、台湾（27863人）等地加入日军的战死者，共约有50000人。靖国神社里的合祀者中，共有女性约57000人，主要是日军军属、医护人员等。合祀者中，还有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幕府末期的“志士”，他们并非战死的军人。
    但是，合祀者中不包括像“戊辰战争”中反对官军而战死的“白虎队”等成员、西乡隆盛等在“西南战争”中造反的“贼军”，以及在战争末期遭受原子弹轰炸、空袭等死亡的平民等，还不包括被歧视的“部落民”。②
    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人，虽然称“战死的、战伤病死的军人和军属”，但并非所有死去的军人都能进入靖国神社，而是“为天皇和国家战死的人”才能受此“殊荣”。一些因患病和事故死去的人并未被纳入进去。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人被奉为“军神”。靖国神社实际上是一个军国主义性质的军事性的宗教设施。
    明治天皇在位45年中，曾七次“巡幸”靖国神社。大正天皇在位14年中，曾两次参拜靖国神社。昭和天皇从登基到日本投降期间曾经“巡幸”靖国神社20次。
    二战期间，靖国神社为军部设施，所需经费从军费中支出。靖国神社最高负责人“宫司”也由陆军大将铃木孝雄担任。靖国神社的管理人员等也都是军人。出征将士要到靖国神社壮行，接受教育。
    二战后，陆军省和海军省被驻日美军解散。1945年12月15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发布《第448号指令》，宣布废止由政府管理靖国神社旧法规， 并禁止进行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宣传活动。1946年9月，靖国神社成为宗教法人，隶属于东京都。根据1946年11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20条，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改由担任旧军人复员、援护死亡的旧日军的军属的厚生省（现在的厚生劳动省）负责，由各都道府县政府协助。
    1947年，日本战死者遗属成立了“日本遗族厚生联盟”，1953年改为“日本遗族会”。此后，该会强烈要求对战死者进行合祀，并要求由国家和政府祭奠战死者的“英灵”。在其和日本一些政要的鼓动下，上世纪50年代，被供奉进靖国神社的战死者骤增。
    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甲级战犯共有28人。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名义上实行独立，行政上拥有自主权。同时，国内出现要求为战犯恢复名誉的舆论与活动。同时，还出现要求援护被处死和死在狱中的战犯家属的动向。早在1948年12月，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就已被释放。1953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关于赦免由于战争犯罪的受刑者的决议》，并于1956年和1958年释放了全部在押的甲级和乙丙级战犯。不少战犯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的政要。例如甲级战犯中，岸信介当上首相，重光葵当了外相，贺屋兴宣担任了法务大臣。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统治阶层感到国家开始独立，应该摆脱在历史问题上的束缚。他们虽然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但认为根据国内法战犯不是罪犯。这时，《神道指令》也已失去效用。日本部分保守政党议员及日本遗族会等组织大肆活动，要求恢复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地位。
    针对日本遗族会的要求，厚生省援护局进行研究并制定文件，表示政府今后要管理战死者合祀问题。厚生省援护局基本上参照日本投降前的做法，由厚生省根据各都道府县等提供的名单，确定被合祀者，向靖国神社提供被祭祀者的“祭神名票”，再由靖国神社具体办理。
    1953年以后，根据遗族会“将战死者在靖国神社进行祭祀”的要求，厚生省归国者援护局制定了《战伤病者、战死者遗族援护法》和《恩给法》。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政府不分甲乙丙级战犯，均视为“公务死”者，凡是战犯的遗属都开始发给“遗属年金”和“吊慰金”。
    1955年，厚生省与靖国神社制定计划，准备在几年内将一般战犯放到靖国神社合祀。由厚生省制定战死者的“祭神名票”，靖国神社据此进行合祀。据NHK报道，这种做法后来一直延续到1986年。
    1956年，厚生省下达了《关于协助靖国神社合祀事务》的通知，要求各都道府县协助、搜集战死者名单、资料。各都道府县据此开始挑选被称为“御祭神”的被祭祀者。
    1969年，佐藤荣作执政时，自民党发表了《靖国神社法案》，规定靖国神社应由内阁首相监管，其部分经费应由国家负担，使靖国神社重新成为国家管理设施。该法案是自民党与靖国神社多次协商制订的。至1973年，自民党五次向国会提出该法案，但几经表决均未获通过；1974年虽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被否决。因此，靖国神社至今一直是“宗教法人”团体。
    二战前，靖国神社一直被视为国家神道的中心，即代表军国主义神道的设施，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基地。靖国神社的“靖国精神”即“大和魂”，在二战一直是日本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核心。为天皇战死的人祭奉在靖国神社，被视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是无上光荣之事。
    二战后，“国家神道”被废除。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也成为一个宗教团体。但是，其教义、祭祀仪式等，仍与二战前相同；将为天皇战死的人载入名册，奉为神祇，加以祭祀。
    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建于1882年，是侵略战争的军事博物馆，目前仍在里面展示战时的飞机、大炮、各种武器，以及帝国军人的各种遗物，馆内还悬挂着东条英机等战犯的肖像，以此展示和炫耀日军的“威武”与“辉煌”、帝国军人为天皇的“献身精神”，进行军国主义传统教育。靖国神社并非如日方所说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祭祀死者的场所，而是地道的充满火药味的血腥的“武化”之地。
    目前，靖国神社作为单独的宗教法人，并未加入日本神社组织“神社本厅”。现在，靖国神社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事业管理收入，如出售门票、书籍、纪念品，收停车费等，每年达2.49亿日元；二是祭祀活动收入，参拜者交香火钱或祭祀费；三是靠有关团体、企业、人士捐助。年收入达十亿日元以上。③
    靖国神社的祭拜活动繁多，每年有十余次大的祭祀活动，主要的有1月1日的“新年祭”、2月11日的“建国纪念祭”、4月21日的“春季大祭”、8月15日的“终战纪念日祭”、10月17日的“秋季大祭”等。每年参拜者高达500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