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世纪的武士、武家政治在其统治的数百年间，信奉和依赖军国主义，缔造了日本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明治维新后，由“维新三杰”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中下级武士牢牢控制政权的近代日本，将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发展到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历史阶段，不断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为更加穷凶极恶的现代法西斯军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本文拟通过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物质载体和战争体制，剖析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丑恶历史。
    一、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精神支柱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是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思想上集中表现为将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的道德规范、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武士道，发展为全民的道德规范、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和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武士道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为武士以战争作为财富源泉和发展动力的军国主义生活方式服务，充当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在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以军事侵略转嫁民族危机、谋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丑恶作用。
    近代武士道与中世纪武士道一脉相承，例如：（1）思想渊源、社会地位、伦理纲常相同。儒、佛、神三教合一，都是社会伦理的支柱，尊崇儒家五伦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和仁、义、礼、智、信。（2）都以忠诚、武勇、义、服从、礼仪、名誉、勤学为基本德目，强调绝对的忠诚献身意识，忠孝一体，忍辱负重、杀身成仁。（3）刻意追求武勇精神，将杀伐征战、穷兵黩武视为极大的荣耀，以战场上的“丰功伟业”为理想价值，信奉军国主义。武士以尚武为特征，武家社会是以尚武为特色；近代日本以扩军备战为当务之急，优先发展战争经济，以军事侵略作为摆脱危机和实现近代化的基本手段。
    当然，近代武士道适应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需要，也对中世纪武士道进行了必要的改造。主要表现为：（1）改多元效忠为一元效忠，天皇成为惟一的效忠对象。德川时代，数十万武士各有其主、多元效忠，或忠于将军，或忠于藩主。近代日本，不论是军人，还是几千万日本国民，统统以天皇作为效忠对象，对天皇尽忠。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皇，忠于天皇即忠于国家。“忠君爱国”成为近代武士道的灵魂，“忠于天皇”成为最具号召力的金字招牌。
    （2）突出“战争与侵略之道”，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德川武士道主要用于武士的自我道德修养，近代武士道则主要用于“强兵富国”、“扩张补偿”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明治政府以军事侵略谋求国家利益，传统武士道的“战争与侵略之道”，被资产阶级政权纳入近代军国主义战争轨道，近代日本因此而比其它近代国家更早地踏上军国主义道路，比其它军国主义更具侵略性、冒险性、掠夺性和野蛮性。
    （3）由武士的道德升格为全民的道德，知名度由日本扩散到全世界。近千年的潜移默化、明治政府的“全体国民武士化、武士道德全民化”政策，导致“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1] 随着近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活动中对武士道精神的称道、高扬，[2] 随着甲午战争后，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等思想家著书立说，通过武士道宣扬日本精神，肯定军国主义战争政策，近代武士道一步步扬名于整个人类世界。
    （4）“士魂商才”，道德教化与经济活动相结合。“士魂”，即武士精神，表现为“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典型代表是幕末改革派志士、明治初期的实业家、殖产兴业的代表五代友厚，和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王”、日本资本主义最高指导者的涩泽荣一。
    武士道作为驱使武士以“武力争夺生产手段（土地）和生产物”[3] 的“杀人之道”、“战争之道”登上历史舞台，要害在于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军国主义。武士道因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而淫威大发，声名远扬，沿着为军国主义服务的道路越走越远。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因武士道而恶性膨胀，更加疯狂，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两者狼狈为奸，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为武士道的“战争与侵略之道”，提供物质载体和作恶空间；武士道为虎作伥，充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思想渊源、战争工具，使日本军国主义更具侵略性、破坏性……
    近代日本以武士道“忠诚”德目为基础，大兴“造神运动”、“忠君爱国”运动，统一国民的思想意识，驱使国民将天皇作为神来崇拜，将忠于天皇、甘为天皇肝脑涂地作为首要道德，思想上高度认同政府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行动上积极追随天皇“布国威于四方”。
    “明治建军以来，军人精神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镰仓武士以来的武士道精神。”[4] 1878年，近代军国主义头子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将武士道的“忠实、勇敢、服从”作为“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大元行”。1882年山县有朋主持制定、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以天皇的精神权威，“将以‘忠节’观念为中心的对天皇绝对的自我献身精神作为最高道德价值。”[5] 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近代军人精神，将为天皇而生、为天皇而死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
    武士道是忠实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道德，强调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忠诚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由统治者支配。武士把持权力中枢的资产阶级政权，以武士道将国民的思想意识统一到忠于天皇上。渗透着武士道精神的“《教育敕语》以敕语具有的绝对权威确立的国民教育方向，……将国民的道德意识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一起，最终决定国民道德或者国家观的内容。”[5] 武士道从忠实反映主君意志的实践道德，演变为忠实反映天皇意志的实践道德，近代社会成为“绝对忠诚和服从天皇的社会”，对天皇的献身精神成为国民的最高价值追求。要求国民将天皇的旨意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朕之忠良臣民”。以忠于天皇作为国民道德的主要内容，将成为天皇的“忠良臣民”作为国民教育的方向。武士与主君的关系演变为国民与天皇的关系。幕府时代，武士是主君的家人的一部分，为主君牺牲生命乃是武士的本分。明治维新以来，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和国民的最高君主，国民成为皇室的家人的一部分，将为天皇献身作为理想追求。将“忠君爱国”嫁接到忠于天皇上，“忠君”与“爱国”合二为一。忠于天皇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于天皇；忠于天皇，既是忠君又是爱国。“为天皇尽忠，就是爱国，就是谋求国家昌盛。没有忠君就没有爱国，没有爱国也就没有忠君，一切爱国都要贯穿忠君的至情，一切忠君都要伴有爱国的热情。”[6]
    以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统一国民的思想意识，作为国民道德的典范，近代世界史上，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险恶用心，不言自明。
    以武士道精神为基础的“造神运动”、“忠君爱国”运动，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第一，国民将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将成为天皇的“忠良臣民”作为理想追求，将对天皇无条件的献身精神作为最高价值，对天皇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和奴性达到巅峰。知识界领袖福泽谕吉公开表示拥护天皇制，鼓吹尽忠报国的道德思想。第二，天皇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轴心，天皇的旨意成为国民的神圣使命，将国民的价值判断统一到政府的军国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上，为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上下一心的行动奠定思想基础。从而使日本在明治以后得以动员和组织起全国的力量，顺利地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
    武士道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具有统一思想、激发战争欲望、培植军国势力、训练杀人战魔的特殊功能。因此，日本历史上，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军国主义越强烈，越是拼命推崇和鼓吹武士道精神。“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日本政府出于国策的需要鼓吹武士道精神，广泛进行战争教育。”[7] “教育敕语颁布后，‘武士道教育’、‘尚武主义’和‘武道教育论’在我国教育界再度复兴”。“在甲午战争爆发之际，进一步向国民大众宣称武士道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8] 新渡户稻造不失时机地为武士道歌功颂德，将武士道作为“大和魂”向全世界加以介绍。井上哲次郎主动充当政府的代言人，不仅在1901年撰写《武士道》，而且还不断地在《教育公报》等报刊和杂志上发表论文，宣称“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武士道以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为根基，即使是在明治近代社会，也依然存续在日本民族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