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物质载体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对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继承和发展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通过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战争教育、“忠君爱国”教育，从而使军国主义物质载体空前膨胀，军国主义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举国一心的行动。军国主义物质载体包括：（1）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士，（2）勇于为天皇卖命的军队--“皇军”，（3）鼓吹效忠天皇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别动队--右翼团体，（4）随着准备跟随天皇“布国威于四方”的“忠良臣民”。
    武士领导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权，秉承幕府时代的武国特色、建国理念和立国之基，迷信和依赖武力，以武力为权力基础和立国之本，坚持“强兵高于一切”，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竭尽全力建立和扩充军队。1870年8月，山县有朋从欧洲研究兵制回国后，在大久保利通的支持下着手军事改革。1871年4至6月，山县从萨、长、土三藩中选拔出万名藩兵，组建起专门保卫天皇的“御亲兵”。1872年，御亲兵改为近卫军。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实行国民皆兵主义，组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常备军，军官主要由旧武士充任。新创建的近代常备军，称为“皇军”，强调绝对地、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天皇。此后，又多次修改征兵制度，实行严格的全民皆兵主义和普遍服役主义，以增强常备兵力和“国民皆兵”能力。发布征兵令的同时，国家还建立起近代警察制度，初期的警察完全由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充任。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士，成为日本近代军队和警察的核心力量。1880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奏文中强调指出：“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兵之多寡”重于“国之贫富”，扩充军备乃“燃眉之急”。
    在以武为本“军事立国”思想和军国主义路线指导下，国家以强兵和对外扩张作为首要政策，倾尽国力扩军备战。1890年前后，日本陆军已拥有7个师团5、3万人；海军拥有军舰25艘，鱼雷艇10艘，共计50000余吨。1893年，明治政府的扩军计划顺利完成。按战争编制，陆军拥有7个师团，兵力超过12万人，加上10余万后备军，总兵力达23万人。日俄战争后，再次进行扩军，1907年，陆军从甲午战争后的13个师团扩充到19个师团，海军计划从甲午战争后的“六六舰队”过渡到“八八舰队”。军费支出急剧膨胀，“1890年，军费支出在中央一般会计支出中占31.3％，1900年上升至45.5％。”[9] 为弥补经费困难，1893年，明治天皇还专门下达诏敕，命令在今后六年中，每年由内廷费中支出30万元充实海防，并要求文武官员同心协力，在同一时期献出俸给的1/10充作造舰费用。首相伊藤博文在鹿鸣馆发表演说，要求地方有志之士捐献海防金。半年内，海防金达203万元，掀起了一股海军扩张热潮。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5艘。
    与强兵富国、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相适应，国家经济军事化。“中央财政一般会计中的产业补助金，优先考虑军事目的，强化军事产业。”“在日本的产业革命中，国家财政、金融政策以军事力量的强化为至上命题。”[9] 优先满足军事目的的军事化经济，促进了枪炮、战舰等军火工业的迅猛发展，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所使用的军火武器，大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物质载体还有军国主义别动队--右翼团体。伴随着明治政府侵略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称霸世界的基本国策，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忠君爱国教育、战争教育，在社会上激发出强烈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成浓浓的军国主义战争氛围。于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出现了一些有组织的、非官方的军国主义团体，这些主张对外侵略扩张、策动政府当局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右翼团体，积极为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效力，充当军国主义急先锋，扮演着军国主义别动队的凶恶角色。1881年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在福冈创立“玄洋社”，以“崇戴天皇、维护国权、保卫民权”为纲领，大肆鼓吹军事侵略，参与策划侵略中国和朝鲜。1901年，以内田良平为中心、头山满为顾问，成立“黑龙会”。1908年，头山满又网落没落士族--浪人，组成“浪人会”。玄洋社、黑龙会和浪人会，在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日益恶性膨胀的道路上，到处为虎作伥。
    近代日本强兵措施的重要一环就是培植军国主义势力，扩大军国主义物质载体。明治政府在制定军国主义基本国策的同时，大力推行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以武士道尚武教育、战争教育作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全方位地向国民灌输武士道尚武精神和征战光荣的战争意识、战争欲望，营造军国主义社会氛围，为军国主义战争政策动员和组织起庞大的战争队伍。在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原则指导下，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统统服从于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为军国主义服务，学校成为军事训练和培养军国主义的基地。以武士道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军事化、军队教育民众化，在国民中间树立征战光荣的军国主义思想、培养强烈的军国主义战争意识。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煽动起强烈的军国主义战争意识，培植起深厚的军国主义土壤，预先动员和组织起强大的军国主义后备力量。武士道征战光荣思想和战争意识在国民脑海中的漫延、升华，逐渐形成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心理，滋生出日益强烈的对外侵略欲望。
    日本民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既反映军事侵略已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举国一心的行动，也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民是军国主义的重要载体。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后，三井、岩崎、涩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和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做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3000万元的公债，实募数则达7700万元。”“佛教各宗随军布教，慰问军队（基督教各派也参加了）。《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高昂。”“日本国内舆论一致，上下协力……”[10]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战争打响后，公开撰文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带头在民间为侵略战争募集军费。得知战争胜利的消息后，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11] 1898年作《自传》时还说：“‘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每当想起这点来都要使我落泪。”[12] 侵略战争带来的暴利，令日本国民为之癫狂、陶醉，认为侵略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冒险。
    武士道精神武装的军队--“皇军”，被训练成人类历史上最粗暴、野蛮和残酷的军队，将军事掠夺视为天经地义的神圣事业。“皇军”像武士作为主君的私人军事力量并为主君卖命一样，以生命作为效忠天皇，甘当天皇的带枪奴隶，甘当军国主义驯服工具。
    “皇军”跨越生死之门，人性泯灭，充满兽性。要么以军刀征服世界，充当世界霸主；要么以军刀切腹自杀，以玉碎迎接死亡。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攻陷旅顺后，兽性大发，野蛮地屠杀大批和平居民。英国人胡兰德的《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揭露说：“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度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人及特约通讯员目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惟有旁观，不胜叹惜。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13] 英美报刊也谴责说：“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13]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攻打旅顺口时，面对沙俄用钢骨水泥修建的要塞工程，连炮兵的炮弹都束手无策，大军阀乃木希典还一味下达“肉弹”攻击命令，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还组织敢死队，踏着死尸、冒着酷暑冲锋。参加旅顺口战役的陆军中尉樱井忠温，1906年出版的《肉弹》的回忆录，大肆吹嘘乃木希典的肉弹战术和武士道精神。明治天皇还专门在宫中召见樱井忠温。《肉弹》后来竟发行一千版以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教材之一。
    明治政权通过“武士道德全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通过以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忠君爱国”教育，将国民的思想意识集中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统一到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上。近代日本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从而使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更具侵略性，军国主义物质载体不断膨胀，并且将对外军事侵略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皇军”跨越生死之界，成为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一只不要命的军队，极尽非人性和野蛮性，杀人规模之大、杀人手段之残忍、滥杀无辜之多，近代史上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