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战争体制
    近代资产阶级政权比幕府政治更加依赖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比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更加疯狂，统治体制军事化、战争化，更加适应对外军事侵略的需要。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一切权力集中于天皇。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国家权力向天皇集中，太政官辅佐天皇执政，相当于政务总理的太政大臣辅佐天皇总揽政务、祭祀和外交大权。1882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以效忠天皇为己任，兵权独立于政府，直属于大元帅天皇。1885年12月，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内阁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近代天皇制正式确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裁可法律”，“天皇统率陆海军”，“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通过宪法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天皇。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以天皇直接命令的形式规定：“一切道德生活必须统一在战时为天皇英勇奋战和永远保卫皇运”上。
    第二，军国主义旗手把持政权。幕府时代，以将军为代表的武士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大大小小的军阀，把持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大权，构成幕府的政权支柱。明治以来，各级权力机构依然主要拿握在武士手中。据统计，1871年中央官厅9省87％的官吏是士族；至1880年，士族官吏仍占中央、地方官吏总数的74％。[14] 1876-1886年，在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士族88人，平民1人。明治政府的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15名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5] 明治政府的第一代、第二代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明治和大正时代的著名政治家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元帅东乡平八郎，明治中期和大正时代位于日本政界最上层的9位元老政治家，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毅、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和西园望公寺，除西园望公寺出身于公卿外，其余全是武士。他们先是作为元勋担任首相轮流执政，继之又作为元老参与政治，“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16] 从1885年内阁制度确立至1918年，先后担任内阁首相的伊田博文（任职2686天）、黑田清隆（任职543天）、山县有朋（任职1160天）、松方正义（任职915天）、大隈重信（任职1028天）、西园望公寺（1373天）、桂太郎（任职2855天）、山本权兵卫（420天）、寺内正毅（任职713天）9位首相中[17] 伊藤、黑田、山县、松方、大隈、山本、桂、寺内8人是武士。这些骨子里都渗透着军国主义思想的军国旗手，无一不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狂热制定者、推行者。
    第三，军部至上，军阀集团恣意操纵内阁、左右国政。军国主义者执掌权柄的国家体制，军阀集团控制政府，左右国家大政方针，主宰国家发展方向。武家社会以武力扩张为基本国策，军阀当权，统治机构军事化。为了“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野心，明治政府在强兵的同时，迅速建立起突出军部、军部高于内阁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1878年，移植德国军制，将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设置新的参谋本部，行使作战用兵军令，迈出了统帅权独立的第一步。19世纪70年代末，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三大军事机构（简称军部）正式形成。陆军大臣、参谋本部长和监军本部长共同组成“天皇陛下的最高陆军参议官”。《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总揽统帅权，参谋本部长官有“帷幄上奏”之权，直接向天皇负责，为军部独立于内阁之外的特殊地位披上合法外衣。1893年颁布的《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由陆海军现役军官担任。同年，海军也建立了相当于陆军参谋本部的军令部。1900年，山县内阁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中将担任，进一步加强军部的独立性，为军部左右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统帅权的独立和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使军阀发挥出高于内阁的巨大权力。[4] 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控制军部中枢、左右政局的军人集团--军阀势力迅速膨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军部高于内阁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最终确立。与此同时，军阀制度也完全形成，并且开始了军阀集团恣意操纵内阁、左右国政的历史。从1885年成立内阁开始，军阀担任首相或占据政府要职的现象日渐司空见惯。军国主义越是强烈，军阀担任首相或占据政府要职的现象越普遍。军阀把持国家机器，对内全面推进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的军国主义化，对外疯狂推行以军事侵略为基本手段的强兵富国路线。
    第四、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日本武士一直怀有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和实现“武国”的理念，武士阶级的著名思想家和时代精英本居宣长、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会泽正志斋）、吉田松荫、福泽谕吉，纷纷提出征服世界的思想、纲领和路线，奠定了明治以来日本侵略扩张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1868年，明治政府赤裸裸地明确表示了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狂妄野心。1880年，确立“强兵富国”的基本国策。1890年12月，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公开抛出他的“主权线”和“利益线”谬论，即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大陆政策”，狂妄声称要以武力拓展主权线、开发利益线，将朝鲜和中国纳入日本的“保护”之下。不言而喻，大陆政策的确立和推行的必然结果，就是将侵略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发动霸占朝鲜、侵略中国的扩张战争。
    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和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是海洋国家和海洋骑马民族。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化的完成，几乎都与海外掠夺、殖民侵略有关。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晚于欧美列强，加之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储备不足，对原料和市场的渴求比欧美列强更加炽热、紧迫。于是，与地理环境、民族特性相吻合，历史悠久、世代传承下来的军国主义“扩张补偿”传统，驱使日本迅速走上“强兵富国”、军事掠夺的现代化道路，赤裸裸地以军事侵略弥补资源短缺、原料不足和开拓海外市场。1880年，确立“强兵”和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1890年，“强兵富国”的总方针大陆政策公开出台，明确表示要以军事侵略谋求日本人的最高利益。1894-1895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疯狂的侵略战争，使日本在明治维新40年后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更加疯狂的侵略战争，进一步武力拓展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全面继承、发展和巩固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传统，从而使近代日本一开始就走上了极端的军国主义道路。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特点，一是比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更加依军国主义，以军事掠夺弥补生存环境之不足，不断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史上，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18] 二是通过武士道“忠君爱国”教育、战争教育，统一国民思想，激发国民的战争意识，广泛动员和组织军国主义势力，使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和行动。军国主义成为官民共识和行动的国家，近代世界史上，除日本外同样找不到第二国。三是以军国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短短50年就为自己赢得了超常规的工业化的成就，将落后和沉沦强加给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通过军国主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世界史上，日本最为典型。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为日本带来的近代化成就，令日本国民为之陶醉，认为侵略“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冒险”；令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更加疯狂，将侵略战争视为一本万利的最佳选择。于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日本现代法西斯军国主义又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侵略战争，对亚洲人民、对世界和平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收稿日期：200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