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自传即叙述自己的历史，它事实上是以往事作为媒介，通过叙述往事，将自己当 下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心理状态表现出来。作者在写作自传时随时都是在解释现在的自 己如何经由过去演变而来，从而确定自己当下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对自我之认识的表 述和认可。因此自传并非单纯对自己过去的描述，它的真实意图是展现当下的自我及其 演变。如果作者无力解释自己的生成，无力借助于自己的历史为自己在动态的现实社会 中寻找到一个确定的坐标，从而说明当下他为什么要依照这样或那样的价值取向行动， 那么他就会因为无力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而陷入精神分裂之中。所以，我们可以从 自传叙述对作者的实际效用将它当作作者本人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有效手段。
    写作自传的人有可能认识不到自传对他特有的心理学价值，但他对自己的传记会有读 者这一点通常是明确的。在作者的心目中，文本还没有写就，读者却已经出现，他会设 想阅读传记的各种人群，努力写得令自己和他人都满意，使这种自我解释既能令自己信 服，也能让未来的读者接受。当自传作者回忆、叙述与他人交往而发生的事件时，尤其 是在叙述有过争执的事件时，他构成的解释框架显然是以作者自己的立场为中心的，只 不过大多数自传作者都有意无意地运用语言技艺将这种立场掩盖了，以便使自己的叙述 显得更为真实、客观。读者（此处包括接受口头叙述的听众）在接受这种自传叙述时，如 果他对作者的往事发生情境及事件其他参与者的处境缺乏了解，他会很容易陷入作者构 建的解释框架中，从而按作者的意图来理解作者的往事。这样，作者便获得了读者的信 任，成为了解释自己往事的权威。这样的结果对作者而言至少有两层意义。首先作者的 解释被读者接受后使他在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因为某种解释被人信任、认可同时意味着 解释者将被人信任、认可；其次，作者获得他人的信任之时，实则也为自己以后的交往 实践辅平了道路，如果我们说交往是个人生存在社会之中的必要手段，那么，获得信任 无疑便是增强了自己生存的能力。
    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类读者。假设一位读者曾经参与过自传作者叙述的有争执 的事件，并在事件中与作者立场不同，那么，他作为读者接受自传时，看到的便是一篇 辩护词。这时，该读者便会在心中写作“自传”，构成自己的解释框架来与那个自传文 本辩论。在此，我们无须关心辩论的结果，因为那是涉及到该读者与自传文本的视界融 合的问题。与作者有关的新情况是，如果该读者认为那个自传文本中包含的解释掩盖了 他自认为的真相，有损于他的利益，直接影响到他现在或未来的交往，那么他就有可能 写作，将心中的“自传”变为现实，写作一本真实的自传来为自己辩护。这种行为的显 然意向同样是说服读者，寻求信任，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如果他放弃这种辩解的权利 ，最后日久天长，在当事人死亡之后，倘若对那件事没有其他记载，这本自传的主观记 载便成了人们接受的历史事实，而所有当事人的解释权便都让渡给了那唯一记载此事的 自传作者了。由此，我们难道不能认为自传作者正是试图通过叙述自己的历史来争取一 种对关涉自身的事件的解释权吗！
    无论哪一篇自传都是作者为了表现当下的自身存在而构建的一种解释框架，它有效地 维护了作者自身生存的连贯性，或是因得到读者的信任而增强了自己的生存能力，甚至 取得了对某些特定往事的解释权。这些实际效果都显示出自传叙述自身蕴含的利己性。 假设有人质问，一个自知濒临死亡的人坚持写作自传，难道是为了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 ，抑或是夺取某种空洞的解释权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有一种较为典型的现象，那就 是为什么有人希望名垂青史。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那些立志要名垂青史的人。（注：当然，并不是每一位试图名垂青史 的人都会写作自传，但他们都希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载入历史叙述之中。在此，我 们也只是借用“名垂青史”这样一个过去是伟人们用的词，平常人可能也希望自己的业 绩出现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只不过，他们与所谓的伟人相比，在时空中出现的范围要 小些。）这些人在个人心理上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首先，他认可自己的行为具有 超时空的价值，设想自己将被树立为后世的楷模。如果不是这样，他又有什么理由要求 后代将他载入史册，记住他的“丰功伟绩”呢！对此人而言，一旦他将名垂青史当作自 己的理想，其现世的行为就必须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发展自己的利他性心理，因为单纯 利己的人从来都得不到社会承认。其次，设想名垂青史在心理上还表现出一种超越死亡 的企图。死亡是每个人都不可逃脱的命运，它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然而死亡 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名垂青史对许多人而言便是战胜死亡的重要途径之一。吕森曾经指 出，“时间最极端的经历是死亡。历史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它是一种对时间中具有危 胁的经验的解释。”（注：Joern Ruesen,“Historical Narration:Foundation,Types,Reason”，in History and Theory,Beiheft 26（1987），p88.）人们相信肉体的消失与精 神的永存，相信他的历史和生命将通过精神的存在延续。综上所述，虽然对名垂青史的 渴望表面上象是关心身后之名，事实上，它正是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和积极生活的心理基 础而支撑着人们的现世生活。
    我们在认识到名垂青史者事实上的利己性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利己性与利他性 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否认有关名垂青史者的历史叙述可能 具有的社会价值。其体现即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后世的道德榜样。由于名垂青史者在现 世生活中必须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具有利他性才可能被纳入历史叙述，那么，他们的行 为对后世读者也就能够起到垂训作用，或者他们以自己积极生活的情绪感染读者，为他 们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而树立榜样。
    名垂青史者为什么要叙述自己的历史，或希望他们将自己载入史册呢？此处还有一个重 要方面同样必须从心理学上才能获得解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不少成见，如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龙生龙，凤生凤”等等。这些成见增强了人们希望名垂青 史的愿望。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一个人社会形象的好坏不仅仅影响到他自己进行社会 交往的能力，即他自己的生存能力，同时也可能辐射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如朋友 和后代，甚至他隶属的群体。成见是这种后果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可成见自身的产生 并不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只有在心理学上才能得到解释。（注 ：我们能够确认成见的存在，而讨论成见的产生却不是本文的任务。）另一方面，当名 垂青史者认识到这种成见的存在及自己的历史可能影响到他人交往、生存能力的强弱， 基于对亲人与朋友的爱将促使他的利他性心理努力表现为让自己的良好社会行为留下记 录，这样才能被他们当作富有价值的生存资源。可是，那种对亲人和朋友的爱为什么会 产生，这本身又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我们在此暂且无法说明，可能确定的是，现实社会 中有许多人依靠祖先的名声而获得较好的生存环境，这不正是这种现象存在的有力证明 吗？如果人们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生存状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再者，在一个家 族或社会集团中，如果说前人的历史是这个家族或集团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那么，自 己的历史得到叙述无疑为保持家族或集团的连贯性做出了莫大的贡献。被粘合起来的家 族或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寻求生存的能力显然要优于个人单枪匹马的努力。此时 ，名垂青史者的叙述即是为了自己的家庭、集团表现为利己性，但又不是为了他个人， 因此也可以说表现出了利他性。这样，每个人的历史叙述就成了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结合 ，即使濒死之人的历史叙述同样如此。
    上述以自传为核心阐释为什么要叙述历史的分析同时也是以利己性为轴心进行的，平 常人的历史叙述在目的上大多可以归属于上述解释。不过，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以利 他性的叙述目的为轴心来进行另一次分析，分析的主体就不再是平常人，而是自觉的历 史叙述者，即历史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