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属于不同社会单位的历史学家通过历史叙述能够取得解释社会历史的权威地位。由 于历史学是在叙述中解释历史的演变与现实的生成，因此获得社会解释权对历史学家来 说就有特别的意义。举个简单的例子，19世纪英国托利党历史学家与辉格党历史学家在 解释历史时分别贯穿的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接受哪一种思想将直接影响到英 国未来政策的制定。每一个社会单位都推出了反映自身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他们都在 证明自己的解释更合乎历史本身。尽管有的历史学家知道自己的历史叙述中主观性不可 避免，但现实中的绝大部分历史学家还是打着客观的招牌，这主要是因为平常人往往还 是持有实在论的“历史”定义。不同社会单位的历史学家必须运用历史叙述说服更多的 人，这样才能够将他的意识形态蕴含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接受自己的解释， 拥有自己的立场。如此，整个社会就能按特定社会单位的意图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实践。 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历史学家具有获得社会解释权的现实性。其原因首先在于平常人 确信历史是实在论定义的历史，他们普遍认为历史研究是接近历史实体的最有效方式。 其次，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学专业化的迷信，以及历史学家自身表现出来的对非专业 化人士的排斥也为历史学家获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奠定了基础。在没有认识到不同历 史学家的叙述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蕴含时，平常人对客观性的崇拜导致他们通常视 历史学家为社会正义的代表。再次，平常人有着对历史认识的内在需要，但他们对这种 需要缺乏自觉意识，因而在他们承认历史学专业化的价值时，无意中便促使自己将这种 需要的满足寄托在历史学家的叙述实践中。
    一旦历史学家获得了社会解释权，他就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的连贯性，甚 至有能力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即不符合历史学家所解释的社会连贯性）。历史学 家叙述的事件本身是价值判断之后的产物。正如莫顿·怀特所说：“因为历史学家不仅 记录事件，他也解释事件，所以他依赖于概念化；也因为历史学家记录某些事件而非另 外一些事件，他可能依赖于指导他选择的价值判断。”（注：Morton White,Fou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New York,1965,p3.）历史学家们以某种意识形态蕴含为准 则对有助于说明其观点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力图使读者以他认可的方式接受历史，如 果历史学家要论证某种权力的合法性或非法性，他完全有可能借助于叙述历史实现其目 的。宗教哲学家尼布尔认识到，“我们不难批驳极端的偏见，也可以分辨真正的历史学 家与明显的宣传家，然而要把真正的历史与宣传之间划分清楚却是不可能的。”（注： 尼布尔：《自我与历史的戏剧》，载于《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刘小枫主编，杨 德友、董友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6月第1版，第1494页。）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事 实，历史学家们在叙述中很容易因为相互之间所持的立场不同而发生争论，如果他们能 够得到的研究材料大致相同而依旧存在争论，那么我们只能从叙述中解释的立场来寻找 争论的起因。
    可是，问题在于，一旦人们认识到历史叙述中蕴含着这种不可根除的主观性，认识到 权力的缔造某种程度上正是依赖于这种主观解释，这样，解释的多元性使一切都陷入了 不确定性和相对主义之中，历史叙述也就这样最终落入了相对主义的巢臼而不可自拔了 吗？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认识到其中的危机，她指出：“我们现在开始明白，我 们称之为现实的不过是一种显现，不过是一些自圆其说的意见的相互作用。历史学家讲
    述‘故事’是为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寻求依据并为之服务的。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幻想的 崩溃为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开辟了道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历史。对另一些人来说 ，它却引向一种新的思想整一化，至少对精英来说意味着把历史从普通的受教育的公众 的解释中分离出来。”（注：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 政治》，载于《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 版，第60页。）在同一个社会层次中，不同社会单位的历史学家都以自己接受的意识形 态为依托，他们之间的叙述表现在政治层面上就如同政坛辩论。然而，当历史学家们以 各自的方式来解释社会历史与现实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为实践者未来的行 为构建一种合理性背景与说明。未来尚在孕育之中，不同社会单位的历史学家们为实践 者们提供的解释一旦造成激烈冲突，例如出现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的状况，那么，整个社 会思想将处于动荡之中，此时，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各方相互妥协，实现思想中新的整 一化，以克服极端相对主义。我们只要对无政府主义有所感触，就能理解通过妥协克服 极端相对主义的思想是稳定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
    对历史学家个人来说，他的历史叙述反映出某个社会单位的意识形态蕴含时，也反映 出他的自我意识。历史学家通过历史叙述投入社会实践之中，并凭借这种实践方式表现 自己的存在与价值，因此，叙述历史的原因中也包含了历史学家的个人意图，他试图在 反映其社会单位的生存状态的同时反映自己的生存，从而实现集体生存与个人生存的统 一。
    历史学家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社会实践者，他能在充分认识历史性的前提下，通过将 自己的历史叙述作品提供给读者，改造他隶属的社会单位的意识形态，甚至改造整个的 社会意识。这种改造正是历史学家个人价值的体现，其过程也是他的自我实现过程。如 果说每个人的过去便是他自己的历史，而我们要认识他的存在就必须认识他的历史，那 么，历史不正是每个人的存在本身吗！历史学家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他实现的是基于 历史境况下生成的理想自我，一旦自我获得实现，一切实践行为都已成为历史，它的总 体便是现在存在着的自我本身了。
    历史发生在过去，却存在于现在，指引着未来。因此，不同的人叙述历史尽管可能有 不同的目的和意图，但他们在总的方向上都内在地指向认识现在，筹划未来，这是历史 叙述具有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基点，也是不同时代的历史叙述中超时代的共性。人们 通过历史叙述认识到自己或社会的存在，获得不同事件层面的解释权。如果从历史认识 论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应知道历史叙述并非叙述所谓的独立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它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与心理意识，因而历史学与价值学、心理学之间的紧密 关系不容忽视，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曾经为了实践实证主义史学摒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