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说明历史学家为什么要叙述历史之前，我们首先想对为什么会出现历史学家这个问 题稍作解释。个人是人类社会中的最小单位，随后，更大单位依次可认为是家族、集团 、民族、国家，及至整个人类、自然界。在自然界这个最大的单位以下，每一个小单位 都要在其上面的一个或数个大单位中求得更为自由的生存和发展权。为此，每一个单位 都只有在结合为整体时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有所作为。我们谈到了自传作者的历史叙述可 以作为家族、集团构成为整体的粘合剂的功能，同样，历史学家正是作为某个社会单位 的代表而出现的。他进行的历史叙述往往蕴含着这个社会单位所拥有的意识形态成份， 表现出这个集团的价值取向和对某些根本问题的看法。持有实在论“历史”定义的人当 然会反对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将包含着意识形态蕴含，但如果一种历史叙述中没有反映出 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或根本观点，人们又能凭借什么聚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单位呢。托波 尔斯基认识到，“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涉及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言，存在着一种人性 的共同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指生物层次上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共同的基础看 上去最清楚、最明显），而且还指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确信人性的某 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 （注：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张家哲、王寅、尤天然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9 月第1版，第648页。）如果说生物层次上的人性共同基础将反映出整个人类共同的意识 形态的根源，那么这种依赖于特定时空的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正是某个社会单位生成牢不 可破的意识形态的根源。以此为起点，托波尔斯基继续解释说：“历史教育是形成社会 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的主要基础之一。……历史和关于历史的知识是民族意识的主要 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任何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基本条件之一。”（注：托波尔斯基：《 历史学方法论》，第665-666页。）虽然托波尔斯基在此仅谈到民族，实际上，每一个社 会单位都是靠共同的意识组织起来，这也正是每一个社会单位要求历史学家出现的内在 需要。可是，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并没有多少历史学家认识到他们的历史叙述中 多多少少蕴含着意识形态成份，他们还在实在论的“历史”定义下追求让历史叙述反映 历史进程本身。如伊格尔斯这样谈到一些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他们有时认为，存 在着独立于人类意愿而起作用的、可以通过超越不同意识形态的严格科学方法加以了解 的客观社会进程，因而他们朝着将史学非政治化的方向努力，这种非政治化遭到了马克 思主义批评家的指责，认为它本身实际上已包含了政治评价。”（注：伊格尔斯：《欧 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85页。）年鉴学 派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然而在实在论“历史”定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控制下 ，他们仍旧乐观地认为自己能够超越各种意识形态，逃避近代以来得到普遍发展的历史 主义史学思想，逃避历史叙述中的政治化倾向。其实这种作法是有违他们的祖训的。布 洛赫曾经警告他的同行们说：“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注：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 10页。）这种诗意就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如果一位历史学家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 叙述实践中有着如此强烈的社会价值与目的，而只是使历史学充当一种“博学的把戏” ，那么他也就无法认识自身存在于这个社会单位中的根本原因，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出现 一类历史学家来玩弄这种把戏。
    当我们谈到历史学家的出现是因为需要通过历史叙述凝聚一个社会单位中的成员，使 大家共同进行生存努力时，其实已经开始表白了历史学家为什么要叙述历史的首要原因 。它类似于平常人进行历史叙述的目的。因为，即使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代表，历史学 家的叙述表面上仍是个人的历史叙述，它当然包含某些个人历史叙述的性质，只是，在 这种相似性之外，它也包含着许多平常人的历史叙述中并不存在的目的。
    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代表，历史学家叙述的是他人的历史或某种社会现象的历史，其 最明显的意图在于丰富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布洛赫曾将历史学家普遍视为世界主义 者，因此在谈到历史学的目的时说：“不容否认，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 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而且，就历史学而言，不正是这种情 绪使我们感到更特殊的压力吗？因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 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 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 。”（注：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2页。）使历史学能够丰富人类的经验、指 导人们的行动，这是人们对历史学的最低要求。实现这种要求的途径正是前文中卡西尔 建构的由特殊到普遍的桥梁。布洛赫这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说出的肺腑之言针对的 是以往历史叙述的无能，因为它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实际上，这多少是实证主义 史学家们的罪过，他们从不关心历史学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这也是历史主义史学家 们的罪过，他们通过历史叙述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做出极端民族主义的辩护，极大地发 挥出历史学的“价值”，直接导致各种意识形态的强化、导致战争的爆发。布洛赫将历 史学家视为世界主义者的倾向使他直接就将历史叙述的价值落实到人类这个较大的社会 单位上，这样就容易忽视更小一级社会单位中的历史学家在丰富人们日常经验时发挥的 主动性和反映的意识形态蕴含。如果我们暂且放弃将历史学家视为世界主义者的企图， 首先将他们视为为某个社会单位服务的人以及某种意识形态的表现者，那么就能发现， 不同社会单位的历史学家进行历史叙述的原因远不止于丰富人们的生活经验。历史叙述 实则是他们争取社会解释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