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结论
    第一，从根本上说，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战争起因可分为人-人关系和人-物关系。国家形成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物质主义的取向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战争同时也受到各种物质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这主要表现在战争规模和武器水平与生产力和劳动方式直接相关，战争需要从多方面（改造环境、武器、兵源和管理）进行投资，战争的结果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物质基础。战争可以通过各种物质因素影响政治权力。
    第二，战争通过赏赐对王权产生直接影响。首先，赏赐是刺激士兵参加战斗的有效方法。为了获得国王的赏识，士兵可以不顾生死。其次，国王可以通过赏赐培养起自己的亲信网。然而，赏赐这面双刃剑可能对政治权力产生副作用。过多的荣誉引起军事首领的离心离德或军人压力集团的形成，从而对王权构成威胁。另外，赏赐带来的安逸生活导致尚武精神沦落、军心涣散和战斗力下降，从而削弱王权。
    第三，被征服地区为王国提供了新的人力资源，这主要包括战俘、奴隶和臣民。新征服的人民往往为国家政权提供了新的兵役和劳役来源，而战俘和奴隶可用于各种目的，如军事、政治、宗教、经济和加强社会关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国王往往会利用各种手段来笼络部下。忠诚度的加强有助于王权的加强，这也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巩固。为达此目的，国王有时将奴隶中的有能力者提拔为各种官员，以制约传统势力集团。
    第四，以往对战俘（奴隶）殉葬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政治层面（奴隶制的残酷、专制的暴戾、巩固王权的需要），而忽略这一现象的宗教文化含义，即君主本人也受当时敬天畏神思想的影响。君主对自己权力的来源非常清楚：它来自神。神既然可以赋予他权力，也可以剥夺他的权力。他只有用丰厚的祭祀来表达对神的敬意，才能求得内心的平衡，才能有起码的安全感。这种祭祀成为对王权的一种制约。它表达的是这样的信息：如果国王不遵从神的意志，他就得下台。
    魏特夫曾分析过治水国家的特点。他认为，治水国家的核心形式是“以命令式的（强迫的）劳动手段来实现重要的经济职能”（72）。实际上，相当多的古代王国（帝国）具有这一特点。帝国可以通过武力来维持相对脆弱的经济。当国家较小，人力较少，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民主制（73）。随着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社会结构更为复杂化，国家机器开始向中央集权制过渡以解决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疆域的拓展主要靠战争完成，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集权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之上。然而，这种靠武力控制的局面难以长久维持。军队愈强大，征服的地域愈大；征服的疆域愈大；意味着靠武力控制的地盘愈大，也意味着军队愈分散。这种军队日益强大导致地盘日益扩张，而地盘扩大则导致军队的分散及战斗力的削弱这大概可以作为历史辩证法的一个例证吧。
    注释：
    ① 在对50个原始民族进行的研究中，只有4个不存在军事组织，均处于偏僻位置。安德鲁·维达主编：《争斗与战争：基思·奥特伯恩选集》（Andrew P. Vayda, ed., Feuding and Warfare: Selected Works of Keith F. Otterbein ），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5页。克里特文明是少有军事冲突的特殊例证，目前研究尚未找到答案。
    ② 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1-102页。
    ③对古代战争史的研究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古代战争史》（1992-1995年）为主要成果。
    ④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363页；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366页。国外学者关于两者关系之研究已多有介绍。
    ⑤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361-363页。
    ⑥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研究》，第215-238、238-239页。
    ⑦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210、211页。
    ⑧ 易建平：《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易建平：《论古代非专制地区的差异》，《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⑨ 麦凯尔·曼：《社会权力之根源》（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1760）第1卷，剑桥大学1986年版。
    ⑩ 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军事组织与社会》（Stanislav Andreski,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加州大学19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