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独特的视角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学术界一般将1963年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视为“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的标志，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自1995年以来，连续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列为重要的讨论题目，说明全球史正在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
    我国学者习惯于将Global History或World History译为“全球史观”，这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汉语中“某某观”通常含有理论体系的意思，而全球史并非如此，它不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从世界历史这门美国大学课程衍生出来的一种世界通史编纂方法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是全球史出现的背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解决当代全球问题的智慧，史学家开辟了“把全球化历史化”的研究路径。他们从西方人类学的文化生产理论--将文化视为持有不同观念的个人或群体之间永无休止的互动过程--汲取营养，努力超越造成“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范式，追求一种超越文化特殊性、排他性、地方性知识和单一社会特殊经验的叙事框架，力图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从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影响”着眼，重绘人类历史画卷。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全球史学者形成了审视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视角。他们摒弃了西方现代学术以国家为分析和叙述单元的传统，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界”的现象纳入考察范围，将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碰撞、交流、融会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因加以描述，将互相依存的地区所形成的“网络”（可能只覆盖局部地区，但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作为基本叙事单位。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只有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基于这一认识，物种交换、移民、文化互动等“新内容”与社会发展、商品流通、帝国主义等传统命题一道，共同成为描述全球发展进程的主题。全球史学者提出，当前在世界史认识论方面要特别警惕三种倾向：一是将政治强势简单套用文化进程，忽略弱势社会在文化互动中的作用；二是因循“依据结果反推原因”的思维习惯，盲目为发达国家寻找“进步基因”，为西方制造“普适性文化特质”的神话；三是仅根据单一方面（比如某个国家）的考察结果，在完全忽视其他方面（比如同样参与该事件过程的其他国家）的影响的情况下遽下“必然性”断语，把偶然结果当作规律性。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通史的新方法，全球史学还处于探索阶段；全球史学者自己也承认，目前全球史学还存在诸多理论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忽视社会内部的发展。另外，全球史学者在力图突破西方话语系统束缚的同时，如何超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从认识论的角度有待说明的问题。
    在我国的世界通史编纂当中，自吴于厪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应当注重“世界横向发展”之后，迄今再未出现突破性进展。因此，探索和运用“全球史学”，尝试将全球整体发展纳入视野，高度重视不同地区的“横向”互动并揭示横向发展机制，对于我国历史学科建设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全球史的陷阱
    黄洋（复旦大学教授）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学划分成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大部分，其中中国史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做法使得中国史处于一种特殊的优势地位，在客观上易于忽视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联系，进而滋生出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我们一直在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当然，我们对可能出现的中国中心主义也应该保持一份警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全球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史，无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史”，而是除了中国史以外的外国史，相比于中国史而言它处于次要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总是被要求要把我们的研究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即要有现实意义。考虑到历史教学与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全球史或整体的世界史眼光似乎是需要的，可能会有助于克服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所谓全球史或整体的世界史似乎又有不可克服的问题，至少暂时是难以克服的。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书写整体世界史的努力都多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摆脱其文化的局限，而达到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事实上，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即使是国内学者，尽管我们意识到了问题，正如马克垚先生已经论及的，即使我们历来反对欧洲中心观，但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也未能完全避免。而学者们早已指出，利用现代化理论框架来诠释世界近现代史，实质上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基本上是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从更为理论性的层面来说，作为一种方法的整体的“世界史”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世界性扩张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世界史”这一概念是在西方进行全球性殖民扩张、一些西方人看到有可能将整个世界纳入西方文明的发展框架时提出来的，整体的“世界史”是为了反映这样一种现实甚至为其提供合法性依据而产生的，因此整体世界史的总体框架通常是线性的、目的论的。《西方的兴起》的作者麦克尼尔指出，19世纪成形的世界史是以自由为主轴线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把自由的进步看成是解释历史的框架。因为自由是欧洲文明的产物，所以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欧洲中心论的，“除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只有在被欧洲人发现、定居或征服时，才加入到主流中”，结果是整个地球成为人类“自由”进步的舞台。这种线性历史观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福山的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与此相一致，我们可以把全球史归结为我称之为“全球主义”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也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它必然也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解释、辩护和合法性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全球史”在内的全球主义话语实际上又以一种巧妙的、更为掩饰的方式重申乃至强化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我们研究世界史或全球史，并不意味着就要接受西方中心论的解释框架，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可能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我看来，像全球史、整体的世界史这些概念是在西方的知识系统中产生出来的方法，从诞生的一开始就带有西方历史话语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因而这些看似中性的概念可能并不是中性的，就像启蒙、现代化等概念一样。要将它们彻底解构再重新建构是十分困难的。一些印度学者对从近代欧洲知识体系中发展出来的现代历史学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值得我们注意。诚然，我们拥有自己的历史学传统，但我们大学体制里的历史学认知体系的确是从西方输入的。我本人也倾向于认为，我们很难改变作为西方知识与话语体系之部分的概念诸如“历史”、“世界史”、“全球史”的根本内涵。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成功地改变了它们的内涵，建立起我们自己不同于西方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解释框架，那仍然避免不了以一种主导性叙述代替另一种主导性叙述这一困境，仍然免不了会压制其他文化不同的历史视角或不同的认知过去的方式，其结果可能还是以一种新的中心主义替代了旧有的中心主义。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认为，将全球史观引入历史研究是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的，比起全球史的方法，也许更好的方法是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比较的视野来审视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历史，审视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认知和历史叙述方式，以多元的历史叙述来取代压倒一切的主导性叙述，建立相互关联的世界史观，而不是全球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