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良史之忧 民族之魂
    问：先生很重视文化选择过程中的忧患意识问题，这体现了一位史学工作者所具有的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对当代青年颇具警示意义。希望先生就此再谈一谈。
    答：回忆过去一百年会发现，不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学 术、中国的历史学家不管用进化论，还是唯物史观向封建史学进行斗争、对资本主义进 行批判，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忧患意识。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 亡，不使自己的民族任人宰割，为了使自己的一生有意义，为祖国，为民族做出自己的 贡献，能够提出这一问题，并由少数个别人的文化选择变成阶级的、社会的选择，这里 面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又不是盲目的、狭隘的，它和祖国的前 途、民族的未来，和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紧密相连。
    今天我们考虑世界通史的撰写、研究世界历史时，这种忧患意识是不是已经多余呢？我 认为恰恰相反，中国有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的国歌到现在也还是“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看奥运会时，我国运动员得到金牌，全体起立，齐 唱国歌，我想恐怕不是把这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作为一个符号、一个象 征，这里面有深刻的含义。当然到了21世纪的今天和19世纪末、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 一样，但它里面所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没有很深的改变。如果没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 ，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不能够实现的。我认为忧患意识，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不能够实 现的。我认为忧患意识不应该丢掉，而且应该加强。当然它的具体的社会意义不一样。 我讲的是抽取它的内核，把它抽象成一种理论的、哲学的思考。这个忧患意识并不是让 大家整天愁眉苦脸，或者战战兢兢，我指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人生观、一种生活 和学习的动力。
    我们搞这个世界通史就是要对世界的过去，包括美国的发展、整个资本主义要有一个 清醒的认识，这个清醒的认识还是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因为历史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已经过去的现在，它不是消逝的未来，或者说历史是一种潜在的未来。过去、现在 、未来是不可能分割开的，已经过去的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式转移到现在 ，所以我们要认识今天的世界，要认识中国今天的位置，就必须对昨天的世界有一个清 醒的认识，而且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但是实际上，我们被人欺负，被人侮辱，我们有些 人的认识还不如西方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不久前美国的《华尔街 日报》搞了一次讨论，题目是“资本主义真的胜利了吗”，因为现在西方思想界弥漫着 一种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气氛，以至一些比较清醒的政治家提出：说资本主义在世界全 面胜利为时过早，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不 可避免的。更多的人认为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已经胜利。我们要写这部世界通史，要 回答一些问题，而不是历史过程的描述，我们要回答当代中国人对一些问题的基本观点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非常清楚，除了极少数极端反动的主张孤立中国外，多数人主 张和中国保持接触。美国政府在和中国接触的过程中，用美国的生活方式向中国渗透， 主要目标是向知识分子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从儿童时代开始淡化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不靠枪，不靠炮，靠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识分子如 果仅仅靠说教说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搞一部世界通史的原因，就是想通过世界 通史编撰，宏观上提出几个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问题来。我们选择民族、宗教、 政治制度、理论方法、战争、思想等八九个专题来做，这几个问题我们是要回答当代世 界向中华民族提出的挑战，这仅仅是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凭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想 要做的。我们讲忧患意识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内在的生活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事儿。 你可以尽情享受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美好生活，但脑子中应考虑中国的未来，应有忧 患意识，抵制享乐主义。
    我们强调忧患意识，还基于一种考虑。在我们接触的人中有两种倾向，就是没有清醒 地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或者妄自菲薄，或者夜郎自大。这样的结果不管是以哪一 种形式表现出来，都不可能对当代中国、对未来中国、对过去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如果对过去的中国没有正确认识，很难对当代中国有正确的认识，更谈不上对未来有清 醒的认识，而对中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对世界有正确的认识，对世界的过去、 现在、未来有正确认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搞这部世界通史就是要有针对性的、通 过对世界的研究，特别是对世界历史的理论性的描述，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 个清醒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跟外国人接触 多一点，特别是在学术上讨论多一点，我们会发现，不管哪个国家，对国家利益的强化 到了从来未有的程度，所以如果我们沉浸在享乐之中，对世界、对周边国家盲目乐观， 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想通过世界通史，通过资本主义的过去、发展、调整来回答资本主 义在20世纪的历史地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在。
    三、当代中国人的文化选择
    问：于先生在学术论著中回顾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提到进化史观与唯物史 观作为20世纪特定时代中国人的自觉文化选择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否可以说文化选择 就是理论选择？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很活跃，有不少成就，对中国史学界正在产生越来越 大的影响，处于这样环境中的中国学人应当如何考虑当前的文化选择？
    答：首先，文化选择是一种理论选择，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理论选择。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任何事情没有理论，它的行动都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持，没有理论的指导 ，任何事情它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就看不到或者认不清，它的行动呢，就是非常盲目的 、自生自灭的。作为文化选择，本身是一种理论。五四前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当时 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并不仅仅是唯物史观一种，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形形色色的 思潮非常的多，但是我说这种文化选择为什么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呢？首先这种选择 尽管表面上看来是和其他的混杂在一起的，但是它为什么后来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社会 的呢？就是因为它符合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符合历史矛盾运 动的规律。为什么我说它符合历史潮流？因为通过社会实践，证明了它符合大多数人民 的利益，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这就引出了社会实践认识论，不是任何人强加于哪 一个阶级、哪一个人的，也不是人们编造出来的。我们讲的这个历史学或者历史所揭示 的真理，要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比如说少数知识分子，李大钊也好，陈独秀也好， 瞿秋白也好，他们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到处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读 没读过，《新青年》出了一个合订本，这个东西很好。你一看那个东西，尽管大半个世 纪过去了，尽管我已经50多岁了，但我读时浑身热血沸腾，真正感到那个时代，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那种时代的沸腾，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潮流，到今天读起来仍 然非常兴奋、非常振奋。这个东西是经过“五四”之后以一种理论的形式出现，但是它 很快地又被实践检验，证明它符合历史潮流。这个过程、这个中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 合。而今天的中国也处在文化选择的关头，我们现在认识到了中国要建设自己的社会主 义道路，所以我们的文化选择，首先是一种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调整。我们不能说现在的改革完美无缺，但是它符合历史潮流 的方向，这20年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它给国家、社会、个人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