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老师诸多有益的启发，在修改过程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祖杰教授、徐波教授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谨致谢忱！
    一、由《古史辨》第一册中的古史讨论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提出
    《古史辨》第一册上编载有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王伯祥的古史书信讨论数封，这是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前奏，用顾先生自己的话说：“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1]1因此，笔者认为，要明了层累说的形成，这些书信的梳理过程必不可少。
    顾颉刚“层累说”的提出固然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但胡适写信向他询问姚际恒一事却是这一古史讨论的起始。顾氏在摘录了姚的一段序文后，说：“由上面的一篇序，可见姚君对于经传非全持怀疑态度的，故《尧典》、《中庸》并皆信为实录。他所辨的伪，只是著作人的伪，不是著作内容的伪--征事的确实与否。”[2]3由此可见，顾氏的关注点不仅在伪书，其对伪事也已有了相当的关注。此外，顾先生的怀疑精神似已有延伸至“经”的迹象，姚“《尧典》、《中庸》并皆信为实录”似已暗示：在顾先生心中，《尧典》和《中庸》也是当疑的。而这封回信尚在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民国十年（1921年）一月二十一日，在顾颉刚致钱玄同的一封信中，顾氏再次提到“伪书”和“伪事”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像《论衡》里，虽有《书虚》等篇，而他所疑的乃是不当有此事实，并不是这本书是伪；所以采及《论衡》便是辨及‘伪事’。这样做法，范围放得大些。我们或者拿辨‘伪事’的算做《辨伪丛刊》的‘甲编’，辨‘伪书’的算做‘乙编’；《论衡》这部书，就可算做甲编的第一集。”[2]23
    同样的问题在同月二十五日顾颉刚也提给了胡适：“《论衡》固是辨伪文字，但他们所辨的伪乃是事伪，不是书伪。事伪的范围很大，材料也多。……因此，我主张把《辨伪丛刊》分做甲乙种，甲种辨伪事，乙种辨伪书，各出各的集，先生以为何如？”[2]21如果说由姚书序而知辨伪事的必要性是一种洞察的话，那么，由此二则材料则可见：由辨伪书而辨伪事已成为一种研究的自觉。
    同月二十七日，在钱玄同给顾颉刚的回信中，钱做了如下解答：“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崔东壁，康长素，崔觯甫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尽有他们据以驳‘伪书’之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的。”[2]24若只辨伪书，而未辨伪事，则据以辨伪书之材料便失去了真实的基础。
    同月二十九日，顾颉刚在回给钱玄同的信中又进一步提出“考书里的文法”：“我想，我能做的辨伪事情不过两种：（一）考书籍的源流，（二）考史事的真伪。但最要紧的事乃是‘考书里的文法’，这件事如果能够弄清楚了，那末，‘书的真伪’和‘作伪的时代’便不难随看随剖别了。”[2]26据文法辨伪的确是判别伪书的一项重要工具，这也为顾颉刚日后的辨伪工作所印证。
    同年三月二十三日，钱玄同在回信中纠正了顾颉刚在此前将《论衡》列入丛刊甲编的设想：“《论衡》之中，确有辨伪之著作，但其书本非为辨伪而作，它是一部哲学底专著，若将全书列为‘辨伪丛书’之一种，不但太占篇幅，抑且名实不符也。”[2]31这使顾氏对辨伪的体例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年四月二日，顾回信道：“所谓辨伪，大约有三方面，一是伪理，二是伪事，三是伪书。其中‘伪理’一部分本没有一定标准，或竟是出主入奴的成见，我们可以不必管他。……先生把这方面撇去，专就‘伪事’‘伪书’方面著手，此意极佩。”[2]32
    到同年六月九日，顾颉刚给王伯祥的信中，对伪书和伪事，顾氏的心中已有了一个较清晰的勾画：“这《辨伪丛刊》分做两类，一是辨伪事，二是辨伪书。每一册里只集一类，以后出版完时再编一个总索引。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故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2]35
    顾颉刚的辨伪关注点由伪书进而推扩到伪史，这一关注范围的扩大固然是顾氏研究进展的结果，但这与师友，特别是钱玄同的补充纠正是分不开的。伪史除包括伪书中的，自然也包括真书中的伪史。因此，这样一种关注范围的扩大使顾颉刚自然注意到真书中的伪史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顾氏对伪书、伪史的重新认识实在可以算发现古史层累构成的起点。
    疑经的思想也在这些书信中多次出现。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顾颉刚给胡适的信末附有《〈古今伪书考〉跋》，其中有言曰：“夫《古文尚书》之伪，梅君而后，百诗，懋堂，艮庭辨说明矣。《周礼》颇见攻于晚近。而《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者。”[2]35清人辨伪尚以“经”为限，但顾氏于此处甚盼得姚际恒书以“广吾异闻”，似乎暗示：顾氏心中已有疑经之想。对此胡适批曰：“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2]15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适在得到崔述的《东壁遗书》后，致信顾氏：“他的书正和你的‘伪史考’之用。但他太信经，仍不彻底。我们还须进一步着力。”[2]19可见胡适的疑经立场，这样一种立场也恰好对顾氏心中的疑经思想有肯定的作用。民国十年（1921年）十一月五日，钱玄同致信顾颉刚，提到了辨经书之文：“我想关于‘群经’部分辨伪之文，也应该用‘集说’的办法；虽文章太多，然可以节要编录。后人用前人成说者，若全袭前人，毫无增加，即不必录；若稍有增加，则选录增加之一部分。”[2]40“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终要征引它，信仰它，故‘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2]41顾氏对此深表敬佩：“先生所说集录经部辨伪之文的意思，读之佩甚。我想此书集成后，便可进一步去推翻‘孔子删述六经’这句话了。”[2]41此处不仅疑经之意甚明，而且竟连六经制作的神圣性也要推翻了，这显然是对六经更具根本性的颠覆。而这样一个在思想界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命题在钱、顾二人的书信讨论中正渐具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