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书信体为主的《古史辨》编纂形式
    上述所论顾氏《古史辨》在“方法”上的自觉，注目点尚在《古史辨》的内容上，即使同时代学人对顾氏该书的评价也不过是从文字所透露出的语义角度进行考察。解读历史文本的语义自然是史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史家首要的“技艺”。但文本编纂的形式也未尝不是一种“文本”，对其进行解读也未尝不可透露出一些历史信息。因为历史当事人如此编纂本身便是其思想展开的体现。而对文本的形式的解读，历来史家尚着意不多，下面笔者便试图对顾氏《古史辨》的编纂形式进行一番粗疏的解读。
    仅从形式上来看，以书信体为主是《古史辨》第一册的主要编纂形式。就该书的内容及形式，顾氏在自序中言道：“这第一册分做三编。上编是在《读书杂志》中作辩论以前与适之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是全没有发表过的。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中编所录全是在《读书杂志》中发表的。其中许多问题虽都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但是我们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却已在这几篇文字中建立起来了。下编除首二篇外全是《读书杂志》停刊以后的通信及论文，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在这一编里，可以见出我现在对于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趋向。”[1]1-2由上面这段话，我们或可得到两点认识：其一，该书上原未发表的信札今日公开发表，目的在于使读者明了中编那些文字的由来；其二，无论原已发表的还是原未发表的信札都提示我们：这一时期学者论学的书信都可做公开发表。
    由上引材料得到的第一点认识，可进一步简化为：顾氏为何以书信体编纂《古史辨》？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顾氏零星地提到了他所以如此编纂的缘由：“也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几年来的讨论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作成一篇齐整的论文呢？’这话固然是好意，但我决不敢答应。我现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绩的少，是大家看得见的，实在没有把这种一目可见的东西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的必要。况且我所提出的论题全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也无从加以断定。我并不是没有把我的研究构成一个系统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真能允许我作继续不断的研究，我到老年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创见和考定的他人之说建立一个清楚的系统。但现在还谈不到此，还只能见到一点写一点，做零碎的发表和混杂的编集。”[1]2-3顾氏自感研究实属初创起步阶段，尚无写成系统论文的可能，其中的谦逊之意不难体会。顾氏在该序末又言：“这书的性质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里面尽多错误的议论，现在为保存讨论的真相计，不加改正。希望出版之后，大家切切实实地给以批判，不要轻易见信。”[1]103由于该书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于是讨论中的错误便不是主要的了，因为越是存在错误，便越是可以给人一种讨论的真实感，也正因为是“讨论的”，故而没有将之写成系统的论文的必要。由这两段话的释读，我们或可窥见顾氏编著此书时的心态：自己的学问功底自然不及当时尚健在的前辈，于是只做问题的提出者，至于具体结论则静待批评。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六月一日，在顾氏致胡适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的函件中，顾氏道：“好在我在《努力》上既引起了这问题，将来讨论的事正多，一方面在报上与人讨论，一方面即可将讨论的结果随时加入文中。”[2]206可见，在顾氏看来，书信论学实在是进学之一法，书信往还实际是学问进展的途径，书信讨论中的问题和心得更可随时加入论文。此外，论学的书信一经公开发表，一人的问题便顿时成为了学术界共同的问题，问题的影响力自然无限扩大。
    在《古史辨》第二册出版时，顾氏在其“自序”中又言道该书的性质：“至于《古史辨》，本是辑录近人著作，用意在于使大家知道现在的古史学界中提出的问题是些什么，讨论的情形是怎样，以及他们走到的境界有多远而已，正不须使它有系统。”[12]4书信正是“提出的问题”、“讨论的情形”、“走到的境界”的最集中的体现，且相较于论证严整的论文，短小通俗的书信更易产生对思维的冲击力，也因而更具有启发性。有如是的目的，便自然有如是的编纂体例。
    至《古史辨》第三册问世，顾氏在其“自序”中仍不忘加一段对于该书性质的说明：“我希望大家知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是搜集一时代的人们的见解的，它不是一部著作。譬如货物，它只是装箱的原料而不是工厂里的制造品。所以如此之故，我实在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暧暧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再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我希望大家都能用了他自己的智慧对于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又真能接受他人的切磋。”[13]212尽管同时言说《古史辨》的性质，但言说的时间不同，言说的意涵也便有一些不同，与第一册“自序”的谦逊相较，此处的顾氏颇有学界领袖的语气，俨然以开创新的学术风气为己任。然论定该书的性质是“讨论性的”则同。《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使顾氏在史界“暴得大名”，连远在德国的老同学傅斯年也不无艳羡地说道：“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6]298故而，时过境迁，顾氏言说中的变化或是由其在史界的地位决定的。
    但是，时人对顾氏所采的这一编纂形式也不无非议，故而顾氏在第三册的“自序”中不得不对此做一详解，其所以采纳书信入《古史辨》的用心也于此处最明：“数年前，曾有人笑说《古史辨》杂集个人信札发表，其性质等于《昭代名人尺牍》。但我以为这个编纂法自有用处，凡是一件事情可以发生疑窦的地方，这人会想到，别人也会想到；不过想到的程度或深或浅，或求解答或不求解答。若单把论文给人看，固然能给人一个答案，但读者们对于这个答案的印象决不能很深。换言之，即不能印合读者们在无意之间自起的怀疑，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不深，没有求这答案的需要，不能恰好承受这个答案。现在我们把讨论的函件发表，固然是一堆材料，但我们的疑窦即是大家公有的疑窦，我们渐渐引出的答案即是大家由注意力之渐深而要求得到的答案。这样才可使我们提出的问题成为世间公有的问题，付诸学者共同的解决。从前人有两句诗，‘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们正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把金针度与人，为的是希望别人绣出更美的鸳鸯。试看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每篇正文之后有附录若干条，录其自己的札记及和他人的讨论，有时自行驳诘而不割弃以前的议论。固然是零碎和枝蔓、被人讥为著书体例不谨严；但若没有此附录，这正文是多么枯燥啊？现在他把这些结论的来源发表出来，我们正可就此寻出其论证的阶段而批评之，他的几十年研究的苦心就不致埋没，我们继续加功也易为力了。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研究古史的过程中，正应借着《古史辨》的不谨严的体例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搜集材料，酝酿为有条有理的《古史考》，使得将来真有一部像样的著作。”[13]212-213可见，时人对顾氏《古史辨》以信札发表的形式也不无非议，换言之，顾氏如是之编纂形式本身或即是一种创新。而且从顾氏所以如此编纂的用意来看，其开创一个新的史学天地的宏愿甚明：自己要做的只是提出问题，不谨严的体例正可为后来的研究所填充。如果能切实地激发研究者的思路，引导学人共同向这方面努力，那么编纂的形式便当“授之以渔”而不仅仅是“授之以鱼”，从这一点来看，顾氏已颇有作为史学新境界开辟者的自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