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内地和台港两地史学发展的重要年代。内地逐步脱离了文革时期 史学凋敝的阶段，台湾开始扭转了自1949年以后从大陆移台的史学传统，香港则全面地 步入了以西方史学为主导的国际史学舞台；与此同时，台湾两地已开始出现了史学本地 化的趋势。本文首先尝试简要地分述近五十年来香港史学发展的主线，藉此突显香港史 学传统转化的特色；文章的主题则着眼于近代西方史学对香港史学的定位和评估及其所 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本土化和国际化复杂的影响；最后简介香港史学近十年来的 发展，以及利用自传叙述方式（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用个人肤浅的阅历来详 细分析近三十年来香港史学多元化取向背后的意义，包括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的超越方 式。
    20世纪中叶香港传统史学的继承与转化
    香港史学的划时代转化始于1949年至1950年初。傅斯年、沈刚伯、姚从吾、李济、毛 子水和董作宾等人在台湾大学和中研院史语所确立了“史料学派”的主导地位。史料学 派也是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指的“科学派”。钱氏虽受傅斯年的器重，但对 史料学派颇有批评。钱氏认为“著述历史”比“考据历史”更重要，史学应以宣扬中华 文化为使命（注：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上编，台北麦田出版 公司，2002年，第38-41页。）。他于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在20世纪50-60年 代与其他史学家如吕秀林、罗香林、简又文、左舜生、牟润孙、严耕望、全汉升、李定 一、王德昭和陈荆和等，一起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当时台湾两地的学 术交流相当紧密，这批史学家竭尽全力继承大陆30-40年代国学研究、考据训诂及史料 学派的传统，加上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史论派，为香港近代史学奠定了基础。而台湾50 年代史学则以中国国家主体性为主导，既受过去传统的影响，又适逢冷战的政治气候所 引发出来的中华文化承传的危机，境况多少与香港相似。
    1949年从内地逃港的年轻学生已为成熟学者，部分原先赴台的学者则移居香港寻找更 广阔的拓展空间。他们的史学研究方向大致秉承他们师辈的史料学派和文化民族史论派 的传统。其中较具创意而多少与台湾史学潮流相呼应的，则要数全汉升的社会经济史和 王德昭的中西文化思想史。前者与台湾社会经济史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其研究视域更从 中国扩展至亚洲和美洲；后者则着重中国与西方近代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思想转型和中 西史学方法的比较，为香港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比较史学传统。笔者也亲身受益于这两位 史家创新的教导，奠定了日后史学研究的基础。
    到了70年代后期，一批批香港土生土长而接受海外大学教育的年轻学者开始回流，在 香港开拓出一个更加多元化而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教学及研究局面。他们的史学观念和理 论都较其先辈更开放，研究的选题日趋多元化，从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的范围 ，逐步扩展至比较历史、文化交流、区域史和性别史等领域。进入80年代后期，配合香 港回归的大趋势，香港本土的研究项目和香港与内地的历史文化渊源的课题愈来愈受重 视。由于香港一直享有相当高度的学术自由，史学思想的多元化早已形成传统。
    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香港史学的响应
    20世纪下半期香港史学发展相对内地和台湾来说比较单纯，所面对的政治考验也少得 多。远离现实的政治波涛和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则是香港史学界的最大特色。若检视 过去五十年香港史学的转变，它关注的问题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困扰中国文化的另一个 文化问题：如何在中国文化本位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寻求某种超越的路径。近三 十多年，在新左派和后殖民思想的冲击下，西方国家亦明确地对过往文化霸权的偏差作 出反省，但学术国际化或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竞争、抗衡或协调等问题，实际也是自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大危机下的“史学危机”的根本难题。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中国的 回应，不断困扰着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界。60年代美籍华人史学家徐中约以中国进入世界 民族“大家庭”为题描写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势。这是中国国际外交的路向。若就文 化接触角度来看，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个“大家庭”的文化竞技场 中努力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心的。
    若从比较文化史或比较现代化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唯物史观源自西方；虽然经过了中 国本土化的洗礼，但从思想史的演变过程来看，仍然是“西方化”的。再用同类来对比 ，中国近百年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都摆脱不开某种西方典范的影响。中国史学界既需要 参与国际学术的大家庭，却又要背负着默然甚至欣然接受西方文化附从的被动地位；更 极端的是，中国史学界的自身评估和规范，始终无法摆脱“西方化”、“东方主义”或 “半东方主义”的阴影。这种迷惑或困扰，从香港史学界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中可以得到 更深入的了解。
    如上所述，60年代以前，香港史学界主要继承了1949年以前的内地史学传统，比较倾 向传统的考据和训诂路向，以中文写作为主，并以中国学术圈为交流和评论的对象。史 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肩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加上传统学者人文知 识广博的视域，史学形式的表达更具创意和弹性。学术成就的评估既涵蕴着这些知识分 子的社会和文化意识，也建基于人文价值之上。可是到了6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香港高 等教育的拓展，政府资助的第二所大学的成立，国际化的接轨问题逐渐浮现。钱穆一手
    创办新亚书院，他竟在新亚与其他两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时愤然辞退院长一职， 一方面抗议大学行政语文以英文为主，另一方面慨叹新亚创校人文精神的日渐消失（注 ：《新亚教育》，新亚研究所编印，1981年。）。及至70年代中叶，中文大学基于行政 原因，进行大学体制改革，放弃原来的联邦式大学组合制度，废除书院大部分独立的学 术行政职权，实行中央统一式制度。曾经长时期坚持创校精神的一群新亚校董，在哲学 家唐君毅领导下集体辞退校董职位以示抗议，成为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最具震撼性的学术 冲突。这两种不同制度各有其优劣之处，但钱穆及昔日一群向往宋明书院制度而自视为 中国文化传承的一群“流亡”知识分子，却因殖民地行政主导了大学教育发展方向而不 得不作出退让。
    这一连串教育和学术的纷争发生在中文大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批在1949年 前后从内地逃往香港的学者，只视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小岛为过客之地。但为了建立一个 临时的文化基地，保存过去的传统，希望有朝一日可重返家园，再重建学术文化的大业 。他们不满殖民地的文化风气，而只求在这块借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土地上拓展一个“文 化中国”的学术天地。最早提出这个理念的是余英时，他受业于新亚书院的校长钱穆。 新亚书院也是这些“流亡书院”和“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集中在中文大学三所 成员书院（新亚、崇基和联合）及其他私立大专书院。50年代是他们在香港播下中国传统 文化和史学的重要阶段。然而，他们的文化使命与殖民地文化有潜在的矛盾。60-70年 代中文大学内部的学术分裂和行政冲突，正好反映这个中国文化传统重建工程的挫败， 亦道出中国文化本土化重整与西方主导的文化权力扩张的冲突。到了80年代，这种冲突 虽然改变了形态，但本质却没有太大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