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史学界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角力
    到了80年代后期，香港史学以及人文学术的研究者开始感受到两种相关而又不尽相同 的压力和冲击，或者说面对两种挑战。
    第一种挑战是，由于大学教育的扩展，政府为更系统地控制资源，先后成立教育及研 究资助的组织，管理方式则愈来愈靠近英美模式；而大学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形激化，行 政及资源的控制权更为集中。由于理工和医科在社会地位以至国际联系都占优，同时它 们在大学行政管理上也占尽优势，结果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或甚至控制了学术评估的准则 。这种情况在内地亦有相似的经验。
    由于学术行政管理和教研资助权力结构的倾斜，直接来自理工、医科的量化评估标准 ，逐渐应用在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工作者身上。他们每年的职责评估愈来愈机械化，学科 研究逐渐窄化和量化。这些机械化和单一化的标准，虽然由于有不同抗衡的声音而未必 完全变得过分僵硬；但研究成果的多元性、人文化都得不到欣赏或理解，其文化意义和 社会价值愈来愈被忽视。在“学术”或“纯学术”的价值前提之下，史学研究的成果对 时代的影响、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等文化课题，均不再被列入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议程 之内。
    香港史学界所面对的学科性压力，内地和台湾的学者也多少有类似的感受。近年来内 地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评估，亦有过分量化、甚至规范混乱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构成的压 力，诱使学界出现“急功近利”，或“责任意识淡薄”（注：邹兆辰等著《新时期中国 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51、221页。）的风气。更极端的事例，恐怕 是浙江某大学要求历史系博士生必须分别在全国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才能取 得资格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以全国历史学教授和博士生的数目合起来之多，核心学术期 刊的篇幅又相当有限，博士生要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真是难乎其难。
    第二种挑战，也关乎人文价值的问题，不过焦点不只是量化或学科狭隘的问题，而是 民族文化和社会本土化的意义问题。1949年后的香港暂时脱离母体，其学术界却因此而 易于融入西方以至国际学术的交流网络。在50-60年代的冷战气氛下，香港史学家颇受 反共思想的影响，这恰好同内地与苏联史学界的密切关系形成强烈的对比。1972年中国 恢复了联合国席位，香港史学界反共的倾向逐步减弱。与此同时，香港的文化本土化发 展愈来愈明确。到了80年代，香港决定回归，因此对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也愈来愈明显 ，过去“借来的时空”、“夹缝性”和“边缘性”的特色（注：郭少棠：《无边的论述 》，收入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年）第159-176页 。）逐渐淡化。然而，所谓“国际化”联系背后存在的文化角力，早在60-70年代中文 大学的学术文化冲突中就显示出来！
    整体而言，香港在1949年以后一直与国际史学界保持较紧密的关系，并没因为70-80 年代的政治发展而产生很大的改变。由于香港史学界早已与国际学术接轨，同时有一段 较长的时期在殖民地的政治文化气氛中成长，香港学术界的文化本位色彩相对薄弱。史 学研究和著作的评估因而面对国际文化以至文化权力竞争的挑战。这些竞争形式开始是 建基于教育和研究资源的比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挟着不断强大的国力，大 力拓展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跨国的或世界性的学术网络。从 积极方面而言，它的发展有助知识的全面交流和民族隔膜的消除；从消极方面而言，它 的文化势力已足以操纵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拓展空间。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在20世纪初已有 机会建立现代化的学术和文化体系，它们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本土化的基础较深厚，受到 的挑战和压力较小。较诸西欧和日本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却未能完全 摆脱西方文化权力控制的阴影。然而，香港的学术文化和优势也正是在这种国际化和本 土化的较量中建立了一种平衡发展的能力：既要有实力全面融入国际学术的大家庭，并 在这个大环境中争取中国文化应有的地位；又要在这种竞争中确保有一个稳固的本土文 化基础。
    50年代的著名学者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全汉升和严耕望，都坚持发展中国史学 的民族特色，在新亚书院和相关的刊物中提倡属于自己语言文化的思想并努力拓展出版 领域。可是到了90年代，香港学术界的研究评估已变得全面“国际化”。虽然这种趋势 未必沦落至那种“东方主义”的内在化的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但在早已全面接受“国际 化”的理、工、医、商和部分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压力之下，人文学科已显得失去自信和 无所适从。如何判定学术著作素质和水平？是否简单地以“国际化”，或以英文著作刊 登在外国名牌（尤其英美）大学的学术期刊为准则，而忽视人文学科所坚持的文化本土化 的原则？与外国学术界沟通和联系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学术权力和拓展空 间的竞争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也牵涉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西方学者本身对自己 既有的制度早存异议，亦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本位价值，更不会同意“东方主义”所隐 藏的文化霸权主义。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任何人文、社会、教育、工商业，以至应用科技的知识 ，在它们的传承和创新过程之中，都必须经历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冲击和洗礼，在特定的 时空条件下产生不同层次的诠释和解构的现象，最后才有文化融合和重构的可能性。文 化的转移和交流互动不可能是机械化的，也不可能任意搬动堆拼或生搬硬套地塞入不同 文化体系之内。文化的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媒介有文字的或以至“身体的”语言。不透过 自身的语言媒介来表达，文化交流、互动和创新是很难促成真正的视域融合的，也不会 有真正而深入的典范移动或转化。这里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迁移，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 义或排外心态无关，更非固步自封的思想。古今中外的历史不乏先例，尤其在欧洲文艺 复兴运动中，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扩展，逐步冲破拉丁语言和文化的普适性规范。近代文 化人类学和语言学都充分承认本土化和社会化的重要性，就算是当代愈来愈受重视的听 觉残障的手语，亦肯定其表达的形式与本土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微妙关系。英语作为当 今最流行的国际语言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尤其在社会经济的沟通方面；然而，这些价值 却不能掩盖或阻碍某个民族或国家整个文化改进、更新和重构的基本工作。这是价值先 后次序的定位问题，当然亦应容纳分歧的见解和判断，以便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领域中寻 找平衡。以母语进行思维和书写，移动于各种语言和文化的领域之间，过滤和吸收这些 文化背后的价值，可以更有效地超越这些文化。进而言之，若能灵活地以双语来沟通和 书写，则更有助于超越文化的隔膜。在文化互动中寻找新的理解和启示，实际上这是平 衡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最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双语和多元文化的特点是很有价 值的。香港史学面对以上的问题和作出的回应，有助于反思中国文化走出全球化与本地 化的困局。
    过去美国史学家德力克（Arif Dirlik）曾批评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没有针对亚洲人参 与“东方主义”建构的事实，这种情况在中国人写中国史时也时有所见（注：Arif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History and Theory,35 :4,1966,pp.96-118.）。此外，柯文（Paul Cohen）在80年代初认为美国学者已逐步建立 “中国中心观”的史学体系，但梁元生却相信“中国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许多新理论、新 范围和新课题，与西方及美国的流行思潮和本身社会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注：梁元生：《历史探索与文化反思》，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5年，第35页。）。在 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Hevia）重新诠释清代礼宾制度和1793年马嘎尔尼使节团一书 所引起的“东方主义”争议中，各方学者不但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关系反应不一 ，更显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评价（落后与否、开明与否），以至面对国际化和 本土化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个不易超越的问题（注：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 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第282-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