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氏的疑经思想已较为完善：“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作传记了。”[2]59经书既已降作传记，其信史的权威性便不在了，顾氏曾说自己最服膺章实斋，而在这里，“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已分明有章实斋“六经皆史”的意味了。经书是清人辨伪考据的大限，似乎辨到经书一层学者便不可再疑了，真正的是“取证于经书”。此刻，经书与一般文本无异，那么，信史的根据何在呢？顾氏进而指出：“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他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2]59-60
    历史的真实固然是史家崇高的理想，但当构成这种“真实”的史料不可靠了，那么只去寻出这史料被杜撰的过程也可说是“整理”了。这固然是退而求其次的整理，但相比于以伪史构建的所谓“信史”，史家做这样的让步其实更显其谨严与“科学”。
    冯友兰曾说：“在五四时期，有一种‘疑古’的风气。”[3]顾颉刚的疑经固然与此有关，但胡适、钱玄同在书信中不断肯定并提示顾氏的疑经思想，这一作用也不可小视。正如顾颉刚曾对钱玄同所说的那样：“我的旧学工夫极浅，即有所见，从不敢告人。此信随便说了一些，正因先生诱掖之勤，所以放大了胆。”[2]43而不仅是这种精神上的声援，从以上的梳理中也确可见顾氏在与师友的书信往来中思想逐渐成熟、系统的过程，起初思想上的一点萌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放大。
    有了辨伪史和疑经的观念，怀疑中国所谓有五千年的历史便是自然的了。在这些书信中，顾颉刚、胡适也几次谈到自己的古史观。民国九年（1920年）二月十五日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道：“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若仔细地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逝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两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2]13-4同样的意思在顾氏的自序中也有表述：“中国的历史，普通的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两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意识和清楚的计划。”[1]13而在民国十年（1921年）一月二十八日，胡适曾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自述其古史观：“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两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2]22-3民国十年（1921年）六月九日，顾颉刚在给王伯祥的信中“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地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2]35顾氏在半年间两度在信中自述其古史观，想必他对自己的这一见解已有相当的自信，只是与半年前相较，顾氏在民国十年（1921年）的论述中更明确地指出：所谓四千年都是伪书的堆积。与顾氏“推翻伪史的壮志”相较，胡适的古史观似乎更强调如何在“破”之后重新建立，既然“伪书”、“伪史”杂糅，那么可信的便只有实物。重视考古学在顾氏此后的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响应。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八月，河南新郑县出土大量文物，顾颉刚不禁感叹道：“心想掘到一个古墓就有这许多，若能再发见若干，从器物的铭文里漏出古代的事迹，从器物的图画里漏出古人的想像，在古史的研究上真不知可以获得多少的裨益。”[1]57可见，有人说顾氏只破不立，有可能是对顾氏的误解。顾颉刚在其自序中就曾明确说明：“我们要辨明伪古史必须先认识真古史。”[1]60而顾氏对考古学的热情也说明其心中仍有重建信史的愿望。
    四千年何以可以打一“对折”？这正是伪史堆积而成。因此，顾氏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恰是在对伪史、疑经、古史观等一系列问题反思后自然的逻辑推理。“层累说”的正式表述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而其萌芽及类似的表述则多见于此前的书信之中。
    顾氏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层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皇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2]60
    关于舜在传说中是如何愈放愈大的，在民国十年（1921年）十一月五日顾颉刚写给钱玄同的信中已有详尽的说明。而在同月八日，顾颉刚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还这样说明自己的古史研究计划：“我很想把古史分析开来，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纪事以著书之时代为次，看他如何渐渐的转变，如何渐渐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记了使得作伪之迹无可遁形。”[2]44以列表的方式看古史如何放大，这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第二层含义的由来了。
    民国十年（1921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顾氏曾道：“若是我将来能够做孔子的史，我决计拿时代来同他分析开来，凡是那一时代装点上去的，便唤做那一时代的孔子。……至于孔子本身，拆开了各代的装点，看还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就不必同他本身作史。”[2]21-2这与“层累说”的第三层含义极为相近。若把伪史还原为造伪的时代，那么伪史也便呈现了“信史”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时代的孔子若都还原为各个时代，那么事实上孔子的神圣性也便在这一还原中不可避免地破除了。因此，这样一种还原事实上也与疑经的思想有着极密切的联系。试想：在奉“经书即信史”的时代，何以会萌生这样的还原法？这是怀疑时代的产物，也是“重估一切价值”的自然发展。此外，这也再次说明：顾氏的疑经、古史观及“层累说”等一系列观念是互相支援、互为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