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史的编译、撰述方面，改良派和革命派对立宪史、革命史的编译研究，同样表 现出了这种倾向。早期改良派王韬编撰《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著《日本 国志》，或者称道君主立宪政体和西方文明，或则介绍明治维新的历史，其指导思想均 是“期于有用”[31]（p.284），如黄遵楷所说：“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 法。”[32]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更是自觉地利用介绍外国历史，来作为宣传变法主 张的思想武器。
    为了宣传变法、立宪，他们先后出版了有关各国的变法史、立宪史，其中尤以介绍日
    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及英国立宪的著述为多。如康有为撰有《俄彼得变政记 》、《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书，先后进呈光绪帝。书中 还用按语的形式发表议论，将论述外国历史与条呈变法结合在一起，希望他学习明治和 彼得大帝，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梁启超、唐才常等也著有《波兰灭亡记》、《日本安政 以来大事略述》、《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各国种类考》，以及《俄土战记》、《 瑞士变政记》等。他们介绍俄国、日本变法自强的史实以为榜样，列举波兰、土耳其、 印度引为教训，以避免中华民族成为波兰第二、印度第二，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其历史经 验。从这些著述来看，其目的性极强，都不是一般地介绍外国的历史，而是有针对性地 选择有关各国变法和衰亡的史实，讲的是日本、俄国、波兰、土耳其，指的是中国，实 际上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都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在20世纪初，当清 廷下诏预备立宪后，改良派又积极编译出版了各种立宪史。诸如佩弦生的《欧洲各国立 宪史论》、麦孟华译《英国宪法史》、《英国变政小史》、罗普译述《日本维新三十年 史》、《日本国会纪原》、汪有龄译《日本议会史》，以及《日本立宪史谭》、《国立 宪史论》等等，以配合鼓吹在中国实行立宪制度。
    与维新派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变政和各国立宪史不同，革命派编译外国 历史著作，则主要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独立史。他们编译出版了《泰西革命史 鉴》、《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法国革命战史》、 《意大利独立史》、《苏格兰独立志》、《希腊独立史》、《葡萄牙革命史》、《俄国 革命战史》等，其中尤其是对英、法等国的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 ，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其编译目的，就是企图从法国 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历史中吸取精神力量，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浙江潮》在介 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即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 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 之龟鉴云云。”提出“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明确主张编译和阅读外 国革命史，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13]。
    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反满与保皇造成了直接的对垒。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 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一斗争也在史学领域中反映出来 。在对待革命，尤其是在对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态度截然相反，势同水火 ，将其作一比较，也许不无意义。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所编《法国革命记》中，便极力渲染法国流血革命之可 怕，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称 其“流血遍全国”，伏尸百万，绵祸八十年，“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 之祸酷者矣。”把法国革命描述成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显示了其对爆发革命的恐惧，以 为其改良主义政治观点作注脚。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仍坚持保皇立场，宣扬中国 只可行立宪而不可革命。在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 长篇史论《法国革命史论》，以革命恫吓人们。这一时期，梁启超也撰《开明专制论》 ，引英、法、美、普、俄等国的历史，以“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33]（p.49 ）。又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34]（ p.31），文中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结论是中国革命有七个方 面不如西方，以历史上的革命影射当时革命派的学说。
    在两派论战中，为驳斥康有为的反革命言论，章太炎写下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 书》，借史论政，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康氏史论出 笼后，章氏又立即嘱汪东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对其进行反击。文中认为法国大 革命的发生，是长期以来王公贵族“骄恣暴戾”、人民反抗的结果，谓法国革命“杀人 流血”，也是封建“虐政”所激起的，以具体史实驳斥了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指出 法国革命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然一洗旧弊，遂能祛虐政，均权利，卒达改革之首志 ，其抑赫然可观哉！”文中并取法国事实，联系“中国之现实，比较论之”[35]（pp.635 -636），断言说：“法民既成而去，继其烈者，必吾中国之民矣。”[35]（p.645）陈天华 也在《民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梁启超。指出比较中西革 命，应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较，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比较的，梁氏以中国古代 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相比较，是搞错了时代。认为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 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又以历史事实驳斥革命对 人民造成无穷灾祸的谰言，热烈颂扬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 长夜矣。”[36]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康、梁反对革命的谬论。
    综而言之，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把史学领域作为一个重要的阵地，并直接运用史学宣传 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史学为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服务。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 更是突出体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情况的产生，既与当时所处时代及特定的历 史条件有关，也与他们主观上对史学功能的理解密切相联。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 的特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加上两派在认识上 都片面地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观上都将其作为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救亡图存的急 迫性和强烈的功利性交汇在一起，就造成了直接将史学与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挂钩的局 面。中国史学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传统，而新史学则把这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