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民主浪潮对新加坡威权体制的冲击
    就新加坡所实践的威权主义体制来讲，自然不是完全的政治民主化的形式，但也不是政治上的停滞，而是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民主化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种特定形式[3]。其出现与运作是与新加坡独立后的独特国情相适应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种体制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人民行动党来说，其务实的实用主义理念也在民主问题上反映出来：不把威权政治看作是统治新加坡万古不易的教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人民行动党也会“与时俱进”，适时逐步地在政治民主化之路上向前迈进。只不过其步伐是渐进而稳妥的，因为吴作栋不想作“吴尔巴乔夫”。在人民行动党看来，虽然经济发展先于民主，但“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就有必要发展民主政治”。因为，“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并非直线型的突进，而往往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民主是有条件的，并非无条件的。它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产物”[4]。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赖以治国的威权模式面临挑战，这一挑战促使了新加坡政治民主进程的较大幅度的推进。
    第一，世界民主浪潮的兴起，使新加坡威权体制面临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责，虽然人民行动党对这种指责予以反击，但毕竟给新加坡社会带来了影响其固有政治稳定态势的因素。同时，“民主质量与威权政治是一对相互依存、此消彼长的联体胎……威权政治的产生和生存，从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是由民主质量的低下所导致出现的真空，成为威权政治生存和发展的舞台，低质量的民主强化了威权政治”[5]。世界民主浪潮的兴起无疑对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是一种冲击。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互联网和国外媒体对新加坡公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在加强。为了避免西方传媒对新加坡的影响，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外国新闻媒体严加限制。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若处在自由毫无拘束的媒体环境之下，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而言，将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因此，对于国家和媒体的关系，李光耀主张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政府有责任和权力限制新闻和媒体的自由，任何企图在国内散布颠覆性、分裂性、破坏性的信息，应受到政府禁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新加坡决不允许带有破坏性的外国媒体进入新加坡[6]。1986年初，新加坡国会通过“新闻与出版法”，授权政府对未经事前听证而报道新加坡国内政治活动的新闻媒体加以限制。虽然如此，西方的民主思潮仍通过世界经济交往、人员的国际化流动、互联网等渠道影响着新加坡人，尤其是新加坡的“新选民”们。
    第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的进入高潮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加坡社会出现了多元化的复杂结构，中产阶级大量出现，他们在满足经济利益之后，也产生了多层次和越来越高的各种要求，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政治民主化的吁求日渐凸显。如新加坡民主党的基本力量和社会基础是受过较高教育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它的政治主张和行动纲领也主要反映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民主党议员詹时中所在的波东巴西选区里有相当多的中产阶级选民。新加坡中产阶级还通过政治选举程序之外的各种独立的民间利益集团来施加政治影响力[7]。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苗头已经出现，民主化已成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反对党的力量有所增强，议会中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不同于政府观点的质询越来越多，1981年补选中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在安顺选区胜出后，人民行动党独霸国会的局面被打破，20多年来，反对党的势力从总体上说处于增加趋势。尤其是年轻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呼声已经渐渐增强，更多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支持反对党，希望出现政治多元的局面。新加坡前内政部长蔡善进就认为：“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人中，有许多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学术人员，他们认为国会除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外，必须有某种形式的反对党，他们认为国会中能够有执政党以外的人士表达反对政府的声音是很好的。”[8] 为适应世界民主浪潮和与经济发展状况，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朝民主化方向开始迈出更大步伐，呈现出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更加完善的民主化体制逐步转变的迹象。
    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性与主动性特征，即人民行动党主动地、自觉地主导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政治生态而言，虽然产生了一些挑战人民行动党威权统治的因素，如新一代选民对政治民主的诉求增多，西方媒体对新加坡的人权状况与民主进程指手画脚，反对党的势力开始崛起，但从整体上看来，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无法成为新加坡政治生态的主要方面，其烈度和影响力都不足以“迫使”人民行动党改变其传统的威权体制，人民行动党仍然有足够的社会控制力来左右新加坡的社会局势而不至于在短期内丧失其执政地位，甚至执政合法性。
    但是，正如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一样，人民行动党应对政治民主化的挑战也显现出了其务实与未雨绸缪的政治传统，主动地迎接政治民主化的挑战又使得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可控性--其路径选择、进度和深度都在人民行动党的控制之下，这就使新加坡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的成功具备了重要前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民行动党开始对政治权力结构进行调整，最主要的就是民选总统制的实行。1991年1月新加坡修改宪法，增加总统的权力，使总统拥有对财政预算和国家财政开支的否决权，等等。由于权力增加了，总统产生的方式也改变了，由原来的国会选举改为由选民直选产生。这至少表明了还政于民的一种姿态。但是，虽然《民选总统法令》规定总统可享有各项具体权力，但到目前为止，总统基本仍然只是虚位元首，没有操控国家方向的权力。甚至当民选总统与内阁发生矛盾时，内阁仍然占上风，妥协退让的是民选总统。“王鼎昌总统与内阁成员在对其职责的解释上所发生的矛盾，使他在任期结束时退位”[9]，使王无意再连任总统。至于随着世界民主浪潮的不可逆转的推进，将来一旦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无党派背景的人士出任总统，而又切实想履行实质的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监督，“分权”进入实质阶段，人民行动党能否从容应付，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