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李显龙发起“全国议事日程”，由人民行动党邀请公众参与重大问题，如政治稳定、种族与宗教问题、人口政策等的讨论。吴作栋上台伊始，就意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我们的国会制度运作得这么好，应归功于当政者的素质及良好的品格，而不是制度本身的优点。正当正直的人们仍然在位的时候，我们就应慎重地引入制衡的制度。”
    吴作栋先是仿照英国的政治体制提出设立“影子内阁”的设想，后又于2001年底提出了“替代政策献议团”概念，过了几天，吴作栋又发表更具体的构想--“人民行动论坛”。按吴作栋的构想，人民行动论坛主要由20名人民行动党议员组成，如果再加上9名官委议员、2名反对党议员和1名非选区议员，“献议团”的成员达到32名。其中的人民行动党议员和官委议员在国会辩论政策与法案时，免受行动党党督的限制。这是新加坡独立36年来的首创，不能不说是新加坡国会政治的进步。但吴作栋又说：“议员们所辩论的法案如果涉及宪法，人民行动论坛成员的立场还是得和行动党一致，不能免受党督的限制。”宪法约束和党督机制，会不会给议员太大的压力，形成心理威胁，或政治威胁呢？宪法是无形的约束，党督是有形的钳制，既像煞车器，又好比冷冻剂[10]。也就是说，“煞车器”控制在政府手中，随时可踩。政府完全能在国会上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票。
    对言论的控制有所放松。在李光耀时代，对于新闻媒体的自由有严格限制。李光耀认为：“报章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首要需求，也需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近年来，吴作栋放松了对言论的控制，他指出，很多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人希望能对新加坡的治国方式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政府允许人们更自由地发表不同的政见。2000年，人民行动党政府批准设立了演说角，一些公民也成立了论坛组织，可以谈论一些政治问题。但一旦这些言论和意见危及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政府就会依法进行反驳。吴作栋的态度很明朗：“我知道一些人要争取更多的自由，不过在政治方面，我宁愿渐进地放松而不是突然间来个‘大爆炸’。当年戈尔巴乔夫开放苏联，苏联就轰然一声瓦解了。因此，我们应该慢慢地为政治气球吹气。”
    给反对党预留的政治生存空间变大。虽然反对党的活动在短期内仍无法突破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但反对党政治较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了发展。1981年安顺区补选中工人党候选人惹耶勒南获胜，人民行动党“一统国会”的局面被打破，反对党议员重入国会。人民行动党担心，国会中反对党议员的存在会减少公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敬畏，选民们会越来越胆大。随着反对党势力的重新崛起，反对党议员开始在国会中扮演人民行动党监督员的角色。
    当然，即便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人们也很难相信反对党会有大的作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反对党人才缺乏，很难想像反对党会像人民行动党那样网罗新加坡的优秀人才为其效力。因为在新加坡人看来，“一个真正具有政治雄心的人，他所该做的事情，应是加入一个较卓越的党派，而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意义的反对党中”[11]。同时，在当下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下舍弃执政党而投奔反对党，对从政者个人来讲自然是失多得少。反对党便试图借重“外脑”来一展抱负。1999年5月，新加坡两个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和民主党的秘书长惹耶勒南和徐顺全联合发起了论政团体“新加坡开放中心”，宣称其目标是使新加坡有个“更透明及公开向人民交代一切”的政治制度，惹耶勒南任开放中心主席。在2001年大选前夕，“开放中心”曾表示要设立一个由本地和外国观察员所组成的机制，来监视新加坡大选，邀请新加坡以外的一些组织，如亚洲自由选举网络、自由与民主理事会、亚洲改革与民主联盟、国际选举制度联盟、卡特中心以及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学院等，来组成这个监督机制。可以想象，在新加坡现行体制下，这种“国际监督机制”的建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无疑，在世界民主浪潮的推动下，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会有所建树，显现出主动地迎合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的一面，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人民行动党改变的只是“威权型”政治的方法，而不是这种体制的实质。这是因为，威权体制作为人民行动党治理新加坡社会的有效法宝已经同新加坡的社会生态深深地融为一体；同时，作为一个统治集团，人民行动党对权力的依恋较西方政党更具东方色彩。这就决定了人民行动党威权统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任重道远，现有的改革更多地停留在对威权体制的细枝末节和表层的改变上，而这些改变从某种意义上又成为巩固威权统治体制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全操纵在人民行动党手中，如果没有强制性因素的介入，要完成政治转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指望外部强制力的介入，客观上尚不具备条件。
    第一，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无疑会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但同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具有保持持续稳定的内驱力，容纳和规范反对党和各种利益集团的空间还很大，这表现在其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方面。其适应性首先表现在它同化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同时，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又含有一定的民主性。其自主性表现在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情况下没有受到体制外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并且党内尚无明显的反对派。凝聚力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使其意识形态能够与时俱进，进一步凝聚人心[12]。同时，新加坡民众在人民行动党长期威权体制统治下，仍然保留着对政治参与表现淡漠的一面，这也是我们在考量人民行动党面临民主化挑战力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与“新新选民”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相对应，另一批新加坡人又表现出对政治的淡漠。一方面，新加坡公民日常的政治活动就很少，逐渐消磨了这些人的政治参与意识，而每五年一次的大选，作为新加坡涉及范围最广、最深刻的政治活动，由于每次都由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结果对于民众已无神秘的悬念，选举的结果几乎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同时，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务实的本能让他们觉得参与政治不如挣上100新元更有意义。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新加坡经济发展对世界依赖性会逐渐增强，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也仍然会不停地对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大加贬责，但他们为了自身国家的经济利益，又会希望新加坡政治稳定，不会加大对新加坡境内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势力的政治和舆论的支持力度。
    第三，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所作所为已经缓解了新加坡国内中产阶级势力政治参与的要求，对下层公众在生活方面的关心也舒缓了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怨气。就新加坡中产阶级的各种组织而言，他们一般避免与政府直接、公开的交锋，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加以反映。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来阻止这些组织发展成为真正有效的政治组织。总的来说，新加坡中产阶级在各种民间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多，但是其参与政治事务的范围和能力是相当有限的，离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多元化还很远。中产阶级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以其政治忠诚的重大转变来损害其自身的经济权利和生活水准。可见，新加坡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十分有限，但如何进一步满足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新加坡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7]。
    从主观上讲，人民行动党是在被动地推进实质上的政治民主化。因为对政治权力的本能守护使人民行动党只是在绝对保证其执政地位延续的前提下通过初步和表层的政治民主化形式来更多地维护其执政合法性，给民众提供一个宣泄渠道，部分地满足一下新加坡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诉求，以保证其威权体制的正常运行。在这种政治民主化态势下，一旦其对手采取实质性步骤来试图挑战其执政地位--尽管双方都明了这种挑战对坚如磐石的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构不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人民行动党也会运用其权力舞动大棒，把对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威胁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
    由于新加坡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人民行动党主动开启和推动的，人民行动党也就掌握了民主化进程的控制权，在民主化与威权制的博弈中会扮演主要角色，甚至是导演的角色。但同时，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有一个底线，即不能威胁其绝对的统治地位，只能在“一党独大”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政治民主化实验，同时作为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起过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威权体制还远不到被抛弃的时候，“车子没坏就用不着修”是新加坡民众与人民行动党对世界民主化浪潮激荡下的威权体制态度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