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大钊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
    在对国民性的讨论中，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们否认中国国民存在的弱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则在文化的比较中力图揭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笔锋尤为激烈。相比较而言，李大钊则较为温和且更多地带有理性的色彩。李大钊对国民性的剖析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1.英雄崇拜、贤人政治思想。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长期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向来思想保守，崇拜英雄、贤人整治天下。他指出：“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义必取于诗、礼、春秋。”（注：《李大钊文集》（上）1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又说：“忧乱思治之切者，骇汗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从而歌哭之，崇拜之，或曰此吾国之拿破仑也，或曰此吾国之华盛顿也，或曰此内圣外王，尧、舜、汤、武之再世也，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65页，人民出版社，1984。）中国国民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的人格，其皇权思想、英雄崇拜意识根深蒂固，幻想贤君出世解民于水火。正是这样的民众文化心理，造成野心家、独裁者辈出：“神奸悍暴之夫，窃见国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福，亦遂蒙马虎皮，炫罔斯民曰：吾将为汝作拿破仑也，吾将为汝作华盛顿也，吾将为汝作尧、舜、汤、武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65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崇拜英雄的心理，使专制制度得以延续，袁世凯得以帝制自为。因此，杜绝专制主义统治，首先在于改造国民的落后文化心理，“各将盘营结寨，伏于其脑后‘神武’人物，一一戮尽，绝其根株而肃清之”。从而从根本上清除英雄崇拜意识，树立民众自我之权威。
    2.好同恶异、缺乏主见的文化心理。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表现出好同恶异的心理排他性，缺乏个性平等、思想自由的习惯。他指出，中国国民具有趋同众众、好同恶异的文化心理，“民间持论之态，每易昧于商权之旨，好为抹杀之辞。未尽询谋之诚，遂下彖定之语”（注：《李大钊文集》（上）169页，人民出版社，1984。）。对于新异言论，辄加排拒，是以“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结果是新思想被当作异端邪说加以推残和扼杀。李大钊对民众意识的排他性深感痛心，认为：“其群之对于言论之虐，其视专制之一人为何如！”（注：《李大钊文集》（上）170页，人民出版社，1984。）他认为，好同恶异的文化性格有害于真理的产生和新思想的传播，“社会言论，对于异说加以距辟，无论其说之本非邪说淫辞，真理以是而隐，不得与天下后世共见，其害滋甚”（注：《李大钊文集》（上）170～171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主张国民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具有宽容大度的个性，对他人的学说思想“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务使一群秉彝之所好，皆得相当之分，反复辩论，获其中庸之理”（注：《李大钊文集》（上）170页，人民出版社，1984。）。民众表现出的心理排他性，是封建专制政治思想一统天下的结果，也是国民长期“宗其模式”、缺乏自主的表现。
    3.尚情而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的处事方式。在《立宪国民之修养》一文中，李大钊对国民的处事方式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性作用，不见理性作用。李大钊认为，国民以感情为用，国事有败而无成，交际褊浅而意气用事。同时李大钊还指出：“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民间没有法制的传统，国民崇信腕力，“任力而不任法”，以法律释其争端并未成为社会化的思想意识。且不谈普遍民众，“而秩及议士，位在军枢者，稍不如意，动辄以腕力从事，……其心目中毫无法纪之为物”（注：《李大钊文集》（上）332～333页，人民出版社，1984。）。尚情而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结构和政治封闭状态的必然产物。李大钊说：“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注：《李大钊文集》（上）661页，人民出版社，1984。）
    4.过度的物质奢求和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在李大钊看来，中国人生活上的奢求是一个通病，“今世之生活，泰半倚于过度”。且不论达官显贵，即使“一介书生，跻身荣显，遂高车驷马，锦衣玉食，奢靡成风，夸耀井里，其家族戚友，亦皆群起而欲沾其余润，分其余荣”（注：《李大钊文集》（上）462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反映了中国国民普遍存在的讲排场、图虚荣的心态。这种过度的生活奢求和物质的欲望滋生了“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李大钊在指出中国国民物质上奢求欲望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是封建社会国民崇拜权力以及对统治者敬畏而产生的，是帝王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延伸。李大钊指出：“一般士夫，则又鸡鸣而起，暮夜叩门，孳孳焉以求官为业，逢恶为能”；“既以贿而猎官，更以官而害民，栖栖皇皇，席不暇煖，各择其地位之便，从而发挥其才智聪明，尽量以行于恶。”（注：《李大钊文集》（上）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即使受到现代知识教育的青年也不例外，“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讨无聊之生活”（注：《李大钊文集》（上）4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在李大钊看来，官本位意识深藏在国民的心理之中，导致社会的腐败。
    5.家族主义观念和压抑个性发展的习惯势力。李大钊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以家族为本位，“中国自唐虞之世，敷教明伦，亲九族以协万邦，家族之甚，于是确立，聚族为村，有礼俗相维系，国家权力之及于民者，微乎渺矣”（注：《李大钊文集》（上）111页，人民出版社，1984。）。家族制度影响尤甚者在婚姻制度，形成一种阻止婚姻自由的社会氛围，对于寻求自由恋爱的“伉毅卓特之青年男女”，“社会家庭又从而诟谤之，诋毁之，厌弃之，拒绝之，使之转徙天涯，风尘沦落”（注：《李大钊文集》（上）455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中国家族繁衍，“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注：《李大钊文集》（上）559页，人民出版社，1984。）。大家族制度使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是说“礼教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说女子应该做男子的“内助”，专管“阃以内”的事（注：《李大钊文集》（上）635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对大家族制度的危害作了科学的分析：“原来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下，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注：《李大钊文集》（下）182～183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指出了大家族制度压抑个性的本质。
    李大钊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国民缺乏法制思想、民治（国民政治）思想、自由思想的实情，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在批判封建制度、倡导民主方面的建树，也反映出李大钊在研究中国国情方面的卓识，这对于唤起知识界认识国民性的弱点，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