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大钊对国民性形成原因的探讨
    国民性是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更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李大钊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对国民性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国民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长期专制政治的影响。中国国民性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之中专制政治的影响是尤为显著的。李大钊指出，封建专制政治把英雄抬到神的地位，足以使民众“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它使国家和民族行将“自腐”而不能“与世争存”（注：《李大钊文集》（上）167页，人民出版社，1984。）。正是在专制政治的统治下，中国国民“膜拜释、耶、孔外，不复和尚有国民之新生命；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61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扼杀了民众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国民“不知不识，安之若命”，“自贬以奉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李大钊总结道：“国人以专制积习之未除，嫉娼褊激，刚愎专擅之风，仍复漫布于社会，虽素号恂恂之君子，亦时于绅士之风度有亏。”总之，“是皆专制政治之余毒，吾人久承其习染而今犹未能湔除者。”（注：《李大钊文集》（上）332～334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说明，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恶习而导致国民心理的落后性，而不是民众与生俱来的弱点。
    其二，小农经济结构的影响。国民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本质上是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的国民性是小农经济的产物。李大钊在中西文化论战中已朦胧地注意到物质的、经济的因素对国民性的影响，他指出：“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势之域。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注：《李大钊文集》（上）5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思想正经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国民性形成的原因。如关于家庭制度，李大钊指出：“后来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由农业时代进入工商业时代，工业及交通机关日见发达，经济上有了新变动，大家族制度遂就崩坏。这个时期就发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小家族制度，以适应当时的经济状态。”（注：《李大钊文集》（下）147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治、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注：《李大钊文集》（下）182页，人民出版社，1984。）随着农业经济的动摇，大家族制度的崩溃势在必然。这就是说，国民性根植于大家族制度，受到农业经济方式的制约，经济的变动必然引起国民性的变革。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它从文化心理上支配着国民性的发展。李大钊认为，孔子学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注：《李大钊文集》（上）264页，人民出版社，1984。）。封建伦理使“国民自我之权威，日益削弱，国民思想力之活泼，日益减少，率至为世界进化之潮流所遗弃，归于自然之淘汰而已矣”（注：《李大钊文集》（上）246页，人民出版社，1984。）。由于受到传统儒学伦理文化的影响，中国国民在伦理上“亲子间之爱厚”，“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护”（注：《李大钊文集》（上）559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认为传统文化之所以是影响国民性的重要原因，在于以孔门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其经济上的基础。李大钊指出，孔门伦理不是其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而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注：《李大钊文集》（下）179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的论述说明，孔门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直接影响国民性的重要因素，是形成“片面的义务的道德”的根源，它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而改变。
    李大钊对国民性形成原因的探讨，前后侧重点有所不同。在1918年以前，李大钊集中从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来认识国民性形成的原因；而在1918年以后，则主要是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研究国民性的成因，并试图说明经济变革与国民性的关系，这与李大钊文化思想的转变是相联系的。
    四、李大钊对改造国民性途径的探讨
    如何改造国民性是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共同探讨的课题。李大钊主张通过多种途径转变国民的落后文化心态，克服国民的劣根性，从整体上提高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李大钊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引进新型的价值观念。当李大钊还是民主主义者时，他主张引进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来改造国民性。他认为思想自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有利于促进中国国民意识的提高。他表示：“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注：《李大钊文集》（上）448页，人民出版社，1984。）他主张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共同认可--服从多数”的程序，就能既容纳少数人的意见，又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达到广泛性的民主和自由，使民众的自由在民主原则上得到完善和发展（注：拙作《李大钊早期自由观初探》，载《社会科学》，（沪），1991（7）。）。李大钊对西方资产阶级平等观也深表赞同，认为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每个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注：《李大钊文集》（上）635页，人民出版社，1984。），从而发展个性，享有权利。李大钊还主张中国国民接受西方的博爱观，以达到人伦关系的普遍和谐，并认为“爱者，宇宙之灵也，人天之交也。吾人当信仰真理，吾人即当尊重爱”（注：《李大钊文集》（上）192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极力主张在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从而在社会普遍推行“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注：《李大钊文集》（下）183页，人民出版社，1984。）。可见，李大钊主张适应时代的发展，通过引进新型的价值观念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第二，推行社会性的教育。李大钊非常强调教育在改造国民性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注：《李大钊文集》（上）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希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注：《李大钊文集》（上）43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把教育作为一项社会性的事业，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阶层担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认为国民性之改造“唯在上流阶级，以身作则，而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注：《李大钊文集》（上）334页，人民出版社，1984。）。作为青年学生，尤应“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字，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之发展”（注：《李大钊文集》（上）140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为适应改造国民性的需要，“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注：《李大钊文集》（上）633页，人民出版社，1984。）。主张在劳工聚集的地方，设立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适应劳动阶级受教育的需要。李大钊特别主张“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注：《李大钊文集》（上）648页，人民出版社，1984。），从而促成下层民众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