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民众的自我觉悟。在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问题上，李大钊尤为注意民众自我改造途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国民性的改造离不开国民自身积极性的发挥和自我意识的提高。他要求国民“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认为“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49页，人民出版社，1984。）。全体国民应该“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注：《李大钊文集》（上）140页，人民出版社，1984。）。早期李大钊还尤其强调国民要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来塑造自己，加强内在的修养功夫，要求国民“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注：《李大钊文集》（上）332页，人民出版社，1984。），养成循礼守法之风习。为了促成民众的觉醒，李大钊还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注：《李大钊文集》（上）649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的这些论述说明，只有全社会民众具有自省的意识和内在的改变习性的要求，才能使国民性的改造取得效果。
    第四，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早期李大钊主张引进西方政治体制来改变中国的专制传统，尤其是要制定宪法来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说：“盖今日吾国专制之政治虽已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苟宪法无明文为之保障，则其他之学说思想，恐不能各如其量以传播于教坛学圃也。”（注：《李大钊文集》（上）250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就必须制定贯彻民主政治精神之宪法，以防“萌芽专制之宪法”，“束制民彝之宪法”，“野心家利用之宪法”（注：《李大钊文集》（上）258～259页，人民出版社，1984。）。随着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他进一步阐述了从制度入手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如他在论及改变轻视妇女的恶习时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制的社会制度。”（注：《李大钊文集》（上）640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思想意识改变和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李大钊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注：《李大钊文集》（下）37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是说，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变革是促进国民思想意识、文化心理、行为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李大钊对国民性的认识是他寻求社会改造途径的积极探索，是他的思想体系中极为有价值的部分。今天，研究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深化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揭示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