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Jr.,1917-2007）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的多部论著或颠覆了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或是相关领域的开拓之作，都曾在史学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①他的学术论著主题贴近时代，叙事生动流畅，在学术界之外也拥有众多读者；他所主编的大量历史、政治论著和普及读物在美国社会亦影响广泛。②在学术园地勤耕不辍、佳作迭出的同时，施莱辛格的从政经历亦十分丰富。他于战后初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是“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③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在多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中担当过重要角色，并于1961-1963年任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白宫特别助理。他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的理论家、民主党的喉舌，他的《核心：自由的政治观》（The Vital Center：the Politics of Freedom,New York,1949）一书被称为“战后自由主义宣言”，他的笔被誉为“美国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武器”，④经常在《哈泼氏》、《大西洋月刊》、《新共和》、《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样具全国乃至世界性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时评，还曾被《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可以说，施莱辛格在美国学术界和社会中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由于施莱辛格长期活跃于美国政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党派倾向，同时他对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有着长期的影响，他的学术研究立场便自然为不少学者质疑。在这些学者看来，《杰克逊年代》的每一页都在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投票，施莱辛格被任命为白宫特别助理以及他后来为肯尼迪家族撰写的两部著作可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宫廷史学家”，他用于解释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美国政治周期论”⑤则是为民主党政府、政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理论武器。总之，施莱辛格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对他的学术研究倾向有极大的影响，导致其历史研究缺乏客观性，至少是使丰富的历史变得政治化、简单化，⑥有的学者则明指施莱辛格出于政治目的而篡改了历史事实。⑦但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在指责施莱辛格的学术研究丧失了客观性的同时，他们本人恰恰也落入了客观性的陷阱。难道仅仅由于施莱辛格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在公众面前经常以政治评论家的面目出现，甚至由于他学术论著的主题多与政治相关，就能得出此结论吗？这显然缺乏说服力。如果我们在对一个学者作出评价之前全面和深入地解读其学术生涯和研究成果，或许能得出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
    一、学术取向的形成
    施莱辛格以美国政治为中心的学术取向之形成同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他生于1917年，在初具政治意识的中学时代聆听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次就职演说，随“新政”的实施而成长，新政对这一代美国人而言是具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他热切地关注新政及其涉及的重大问题，即经济权力与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反对保守主义对新政的攻击。对现实的种种关切和思考促使他对美国历史中的相关部分怀有特殊的兴趣，对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历史中思想与制度根源的追寻成为引导他早年学术研究的航标。在《杰克逊年代》中，施莱辛格表明，罗斯福新政并非如保守派所指责的那样是同美国历史的根本分裂，抛弃了传统的经济自由与民主而走向独裁或社会主义；恰恰相反，新政的思想渊源深植于美国精神和传统之中，杰克逊反对尼古拉斯·比德尔和第二国家银行的斗争即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反对“经济保皇主义者”的先例，而杰斐逊主义中已经暗含有“强势政府”的思想，这就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但它是随美国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的[1]。《核心：自由的政治观》一书则是《杰克逊年代》中政治争论的延续。在这部著作中，施莱辛格针对美国保守派30年代对“新政”及二战后对“公平施政”、“福利国家”等民主党政府施政纲领的批评，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观点，指出美国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不仅是要保证个人自由，而且要保证人民控制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权利，该原则在美国的立国文本《独立宣言》和《宪法》中已充分体现[2]。《罗斯福年代》则着重追溯了新政思想如何在吸取老罗斯福“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新自由”两者合理之处的基础上形成，又如何以实用主义的哲学不断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从而贯彻了美国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精髓并拯救了危机中的世界资本主义“自由生活方式”的[3]。正如施莱辛格本人在《杰克逊年代》前言中所说，他是在美国历史中寻找民主的含义，探寻在历史中“它展现出多少种可能性？以何种方法建立合法性？其价值观及源流是什么？”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导引下，施莱辛格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理路。
    同时，如果仅凭浏览一遍施莱辛格的学术论著目录，就得出结论认为他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回到了传统的政治史和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从而使丰富的历史政治化、简单化，这无疑也是对“新史学”的一种误解。首先，政治史本乃“新史学”的题中之意，新史学强调扩大历史学的范围，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其目的并非排斥政治史，而是令史学适应当时强大的进步主义潮流而更为民主化，国家政治体制与制度的民主化进程自然是其关注重点。其次，施莱辛格笔下的政治史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政治史。他所关注的是传统政治史忽视的人物和群体；虽然他也强调伟人的历史作用，但正如新史学家所言：“‘伟人’仅仅是‘伟大的多数’借以发言的机制。”伟人的作用是领导民众向民主的方向前进，杰克逊、罗斯福和肯尼迪在施莱辛格看来都是劳动阶级的支持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多数”的代理人[4]。最后，施莱辛格的研究方法也不同于传统政治史，他将思想史同政治史相结合，从思想发展、冲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上的政治时代、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新颖的研究理路；他的政治史中还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内容，在他研究美国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史的两部杰出著作《杰克逊年代》和《罗斯福年代》中，均有大量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专门撰写的章节，获得了学界的好评。由此可见，施莱辛格的政治倾向固然对其学术旨趣有着重大影响，但因此便一概而论地加以指责却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施莱辛格频繁地在政界活动，亲自为多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助选，甚至步入白宫决策圈，更为一些学者指责他在学术研究中缺乏客观性，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提供了口实。但笔者认为，“参与政治实践”与“以历史为政治服务”这两者在施莱辛格身上并没有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发生必然的因果联系。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于作为一名史学家，同时又是知名知识分子，施莱辛格对自己的双重角色以及自己在履行双重职责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历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不断对相关问题进行着反思，包括史学家的社会角色、史学家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能否保持学术上的客观与公正、如何保持这种客观与公正的态度，以及历史学家能否为政治提供现实的教训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与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如历史的功能、历史有无客观性、历史有无规律性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施莱辛格虽未对历史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上述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判定施莱辛格的学术立场有否受其政治倾向影响之前，显然必须了解其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