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能预测未来吗？
    历史研究能否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学家能否在公共领域起到作用，历史教训能否给政治家以教益从而令他们在决策中更为明智，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对某些史学家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但认为历史研究能够且应当为现实政治服务，而且主张现实需要在历史撰述中应占据特殊地位，甚至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直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但施莱辛格作为一名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史学家，对此给出的却是否定的回答。这初看似乎并不合理，但如果我们了解施莱辛格对一些相关问题的看法，如历史作为一种预测手段成功与否，历史是否应该为人们预测未来，历史的发展过程有无规律可循等等，就不难理解这一立场。
    关于历史是否一种成功的预测手段，施莱辛格认为，史学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史学界内部，职业史学家就整体而言对历史的预测功能并无幻想，他们研究历史并非出于预测未来或是其他功利的目的，他们比局外人更明白历史的训练不会确保人们在公共事务中自动获得智慧。施莱辛格指出，无论是基佐、班克罗夫特、马考莱、梯也尔还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史学研究的训练都不曾对其政治生涯产生多少影响。但在史学界之外，一些面对同行会十分坦率地承认历史研究并不具有预测功能的史学家却常会以堂皇的理由证明自己的有用之处，教导人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掌握历史知识能对未来提供正确的指导[8-p524～525]。对此施莱辛格是表示怀疑的：“在什么意义上这是正确的？为何历史应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这就牵涉到进一步的问题，即历史的发展有无规律可循，有无可能对其进行归纳性分析。施莱辛格指出，某些史学家之所以认为历史知识能够对未来提供指导，是因为他们假定历史现象是多次重复的，因此人们有可能对其进行归纳；而在积累了足够多的历史归纳并将其互相联系，便可以产生洞察未来的能力。针对这种观点施莱辛格指出，迄今为止多数职业史学家都否认归纳是历史研究的目标，而是致力于研究个别事物，致力于具体地重建过去而非抽象的归纳，致力于研究“生活”而非“规律”，事实上这正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最大的区别[8-p525]。
    不过他指出，认为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绝对独特的理论同样也是荒谬的，即便那些否认历史规律存在的史学家也承认历史中会有一致和重复之处；历史归纳虽存在缺陷，但仍然可行并确实可能加强政治家处置未来的能力[8-p525]。只是在进行历史归纳时须注意，历史通常是“否定的”而非“肯定的”榜样，它教导人们的不是必须做某些事，而是不能做某些事，因此为了避免重复前人的错误，人们往往会在现实中进行某种历史“类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治领导人从慕尼黑会议及协定得到的历史教训是：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大陆均势体系中对一个高度武装的极权主义国家采取绥靖政策很有可能打破权力均势，并使进一步的侵略行为难以避免，这便是一种历史“类推”。但就此便认为所有通过谈判来避免战争的企图都必然成为“慕尼黑”，显然是错误的。这便是机械地进行历史“类推”的危险之处。事实上，世人以避免“慕尼黑错误”为名而犯下的错误已经远远超过了这次错误本身，比如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便常常使用不合理的、被曲解的历史归纳，根据成见来制定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桑塔亚那的那句格言应该反过来说：常常正是那些能够记得过去的人必然会重复它[8-p528-530]。
    历史类推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有效的，施莱辛格赞同历史比较大师汤因比的看法，史学家“永远不可能保证我们正在进行比较的实体就调查目标而言在严格意义上是可以比较的。……无论我们进行比较时在两方面成功地发现多少组同一的样本，我们也永远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忽视一些不同的因素，并且这一不同因素不是解释不同案例中出现不同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案例在我们看来本是情况相同，但实际却并非如此。”[8-p531～532]施莱辛格认为，大多数有用的历史归纳都是关于长时期内大规模的社会和思想运动发展规律的叙述。人们可能对社会发展作出大范围的、长期的预测，但不能提供小范围的、短期的预测。因为短期的预测必然是细节的预测，会由于事件的复杂和难以预料的不同事件之间的交叉、碰撞以及人的自由意志而存在过多的变数，导致无法进行准确的短期预测，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未曾被人们预见到的原因所在。施莱辛格认为，历史绝没有给人们提供获得敏锐洞察力的捷径，而是令人们认识到未来充满了惊奇，“历史研究产生的不是科学的精确，也不是道德的定论，它产生的是讽刺。”[8-p532]正因为如此，历史只适于回答长期趋势问题而不适于进行短期预测。但问题在于，政府的决策者却很少对“长期”感兴趣，而通常关心政策的短期后果，因此政治家对史学家提出的通常是历史最不适于作出回答的问题。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施莱辛格认为历史是无法像某些史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在公共决策中起到直接作用的，相反还常会起负面作用。面对政治家所谓的“咨询”，历史学家常常会成为替政治家寻找证明其决策正当性的理由的工具，这与历史学家参与公共领域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拒绝了解历史的理由，而只是提醒人们，对历史仅有肤浅的了解却妄想从中获得智慧是绝无可能的。在施莱辛格看来，历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历史的可能性比人类智力所能想到的要远为丰富和多变，简单的历史类比决不足以洞察这样一种过程。只有更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产生对事物的诊断能力而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产生对事物的洞察力而非透视问题的捷径[8-p534～536]。因此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有效影响在于通过努力思考根本的问题来提供根本的答案，而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只是“尽其所能写出最好的历史，并相信倍数效应。”思想者只有在思想时才是最强大的[9]。
    美国虽然是一个极为注重历史研究的现实效用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在有人提倡使过去从属于现在，从现实出发来研究历史，甚至不断有史学家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乃至进入最高政府决策机构的同时，也不断有学者质疑历史学的现实功用和学者参与政治实践的行为。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出，政治积极分子和学者这两种角色并不互相排斥，其中多数人认为，学者在一个时间段内应该只承担一种角色，而不应该将两种角色混同起来。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学者能否将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截然分开呢？学者对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是否必然影响到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客观公正呢？
    对此施莱辛格并未仅仅回答是或否，而是从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对历史的功能、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及历史是否具有规律性等问题作了解答。而在剖析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学术与政治关系这个主题始终萦绕在他脑中。他不想躲在象牙塔中与现实隔绝，同时充分认识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可能对学术研究造成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思考和梳理，为自己的双重角色建立合理的前提，也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建立一个合理的前提。他承认自己和普通人一样是现实的囚徒，因而在学术研究中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客观，但即便如此，史学家仍然要尽一切努力超越现实，追求客观地重建过去的理想。为此，施莱辛格坚持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首先必须履行历史的学术功能。他充分反思了历史研究的特性并不时提醒自己，历史并不具备进行短期和小范围预测的能力，并且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如此之复杂，其丰富和多变性远非人类智慧所足以预料，因此虽然历史可能使人更明智，却绝不适合政治家的现实需要。当然，重视历史的学术功能，强调史学家应该在学术研究中追求客观主义的理想，并不意味着要在现实中放弃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而只是让学者们意识到作为史学家和作为政治积极分子的区别，并促使他们决心将这两个角色加以分离。在施莱辛格看来，史学家具有现实关怀是一回事，利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也是许多学者的共识。
    何兆武先生曾经慨叹：历史永远有，而人们对历史的警觉并不常有。⑨历史学这一古老的职业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却未必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即便是在当代，也并非每个史学家都能自觉地对自己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当一个史学家充分认识到介入政治可能带来学术偏见，认识到史学家永远无法达到自己的客观主义理想的时候，不仅不会有意利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而且会自觉地提醒自己在研究中保持客观的立场，在收集、辨析、使用史料和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中会更为审慎，在历史事实和社会动机发生冲突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无法证实施莱辛格在历史撰述中能否完全保持客观立场，更何况就某种意义而言，完全的客观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同那些对自己没有自觉自律的学者相比，他必然能更好地处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写出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