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的双重功能
    历史究竟有何功用，这是史学家常被问及的问题，也是每个具有责任感的史学家都必须加以回答，并在学术研究中时时将其置于脑海中的问题。对它的看法决定着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从多数学者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大多十分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并进一步在其内部区分出数种不同的功能，如知识作用、教化作用、向导作用等等。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是，施莱辛格还特别指出并强调了历史学作为学术本身的功能。他认为，历史学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双重的功能，即知识功能和社会功能[5]。它首先是一种学术训练，有自己独特的标准、目的和价值观，以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作为自己的理想。同时历史又不仅是学术的训练，它还在国家的未来当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便是历史的社会功能。施莱辛格认为，历史编纂和历史教育是界定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和塑造社会目标的手段，同时也是塑造历史自身的手段，历史撰写已经从学者的沉思变成了一种武器，正所谓“掌握过去的人将掌握未来，掌握现在的人掌握着过去。”[6]施莱辛格指出，历史的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有时两者会互相强化，现实需要很可能引起史学家对过去进行新的思考，将其注意力引向曾经被忽视的领域和被压制的问题。有时两者则会发生冲突，史学家出于回应现实的需要，很可能被引诱利用过去达到自己的非历史目的。当民族主义牵涉其中时，历史的知识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张力就可能变得格外明显，这是历史的两种功能发生冲突的鲜明例证[5]。
    施莱辛格指出，由于只有历史才能建立起国民对国家特性的认同和国家传统的持续性，因此历史本身就成为获得国家认同的武器，利用这种武器是民族主义自身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民族主义对历史撰写的影响程度则多取决于史学家的个性和行为。有的史学家出于民族主义的现实目的去研究历史，却在历史中发现了其本身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民族主义还可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和焦点、新颖和有益的视角。但它同时也会产生危险的诱惑，一些利用历史为某种动机服务的人很快被这种动机完全支配，从而变成了贩卖神话的商人而不再是历史的分析者。这两种情况在史学界都是极为普遍的。因此施莱辛格认为，即使是同样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撰写的历史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学术”的，另一种是“虔敬”的；两者都渴望证明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但前者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颂扬在学术允许的范围之内，而后者则混合了历史和神话；当历史真实和现实动机发生冲突时，前者主张历史真实，后者则弃历史的真实于不顾[5]。
    其中“虔敬”的民族主义历史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历史常被用以证明统治阶级存在的合理性，这是“胜利者的历史”，用以证明现有权力安排的优越性、合理性和必然性。由于它为现状辩护，为现存政权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手段辩护，因而又可称为“辩解的历史”（exculpatory history）。另一种历史通常被用以证明当前权力的受害者的存在，这是“受害者的历史”，它为拒绝承认现状的人辩护，通过发明或夸大本民族在历史上的荣耀和重要性来证明自己，借以弥补在现实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因而又可称为“补偿的历史”（compensatory history）。此两种历史的共同之处是都会出于塑造未来的目的而利用过去[[6-p48～51]。前者在前苏联、日本和德国都出现过，而后者在美国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中心论”则是其极端形式。
    施莱辛格充分认识到，当历史的社会功能与学术功能发生冲突时，不当的处理将会带来何种后果。因此他格外强调要重视历史的学术功能，要认识到历史除了作为建立国家认同的武器，或令人们从中获得教训之外，还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历史的崇高目的不是对自我的表现，也不是对自身的辩护，而是对复杂性的承认以及对知识的探索。”当人们仅仅将它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时，便贬低了历史本身，这是对历史的滥用，同时历史也将由于失去了真实性而不成其为历史[6-p55、72]。
    三、客观主义的理想与现实
    当历史的知识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张力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历史的真实让位于为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的社会动机，那么不论撰述的主体是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抑或是在社会中被忽视、受压抑的群体，产生的都将是非学术的历史，这显然与历史学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的理想相去甚远，是对历史的贬低和滥用。然而，即使沉浸在民族主义情绪之中的史学家恪守学术道德，写出了“学术的”历史，或者历史的知识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是互相强化的情况下，历史撰述是否就能达到其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的理想呢？施莱辛格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他认为，历史学家永远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的境地之中，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自己职业的标准，却又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事实最终是无法接近、也无法恢复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史学家与每个普通人一样，都是时代的创造物，是“自身经历的囚徒”，因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应该十分明了自己的事业并不是完全中立或客观的，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客观，即便他尽其所能研究过去，却无法逃避自己的现在，就像人类无法逃避原罪一样。每一代历史学家对现实都有不同的忧虑，并因此对过去有自己独特的需要[7-p373]，在史学家研究过去的过程中，“我们用来照亮过去黑暗的聚光灯由我们当前关注的问题所引导。当新的关注出现在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中时，聚光灯的方向就会改变，照亮始终存在着、但被早先的史学家排除出集体记忆的事物。”[6-p46]在施莱辛格看来，历史事实处于过去的黑暗之中，无论史学家是否去关注它们、研究它们以及如何去研究它们，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但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是远离现实而无法触摸到的，必须通过史学家这个研究主体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就像照亮历史的黑暗的聚光灯，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出于不同的关注在历史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像聚光灯的方向不断地变化。聚光灯永远无法在同一时刻照亮所有的黑暗之处，它所指向的地方成为时代关注的热点，也似乎成为人们眼中历史的全部真相，而其他事实就被排除出集体的记忆而隐藏于历史的黑暗中，无法被人们所了解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史学家总是在按照自己所处的社会的倾向和需要去从历史中获取事实或反映历史。就此意义而言，现在重新创造着过去[6-p46]。
    不过，施莱辛格虽然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是难以获得的，但他却不像“现在主义”派宣扬的历史相对主义那样认为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和撰述工作是一种先验的活动，是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实现，是历史学家主观上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构造出来的。施莱辛格眼中的历史学家在历史撰述中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是史学家保持客观理想的努力在客观上受到时代的限制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施莱辛格虽然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是难以获得的，但他坚持指出，历史学家即使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仍然必须努力超越现实，这是他们的职业职责[7-p373]。虽然永远无法达到自己的客观理想，史学家仍然是特定价值观、特定标准和特定传统的保护者，必须致力于实现批判性的分析、准确和客观的理想，而不像小说、儿童读物、政治演说或道德小册子的作者那样可以在没有历史论据的情况下创造英雄形象和反面人物。面对为满足社会动机而放弃历史真实的“糟糕的历史”，真正的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不是从另一个角度撰写更多糟糕的历史，而是撰写更好的历史，更彻底、更有判断力、更精确的历史。施莱辛格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非客观性的观点在历史和社会中是很难避免的，但史学家必须在洞察力和资源都极有限的情况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努力获取历史的真实。如果历史学抛弃了这一追求，抛弃了真实地重建过去的理想，即便是以道德为借口，或者以柏拉图所说的“高尚的谎言”为借口，那么不仅将距历史学的理想越来越远，而且还将摧毁社会中能够防止非理性蔓延的防线，而人类自身发展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有效地利用人最独特的能力--理性。虽然永无可能逃脱自我中心的困境，永无可能超越自己的意识和环境的限制，但在对真理的理性探询中经历的批判性过程将使人类有机会向更健康、人道的社会前进[5]。
    在历史上，曾有不少史学家乐观地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可以将主体完全消灭，史学家只需寻找和记录历史事实，便能获得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有很多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认为所谓的历史事实只是史学家的创造。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关于历史认识的正确态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也不可能产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成果。而施莱辛格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观点既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又对历史学的相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既强调历史事实的真实叙述，又不否认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撰述中所起的作用；既肯定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又认识到这种主观性受时代和个人经历等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他勇敢地承认自己在历史研究中必然带有偏见，这种关于历史认识的科学态度对史学家而言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立足于这种科学的态度，认识到自己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所可能带有的偏向性，才有可能尽量避免这种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