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学术得失的补充认识
    笔者曾在《劳伦佐·瓦拉的生平与思想》一文中开辟了一节专门论述瓦拉在批驳《赠礼》方面的学术得失。[1] 在此进一步补充以下3点新认识：
    （一）瓦拉辨伪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开创内证法，但尚未达到理论奠基
    正是通过列举二十多个名词、形容词用词不当、动词时态错乱、称呼不合古代礼仪和行文不合文件规范等言之凿凿的铁证，当时人都相信瓦拉最终揭穿、彻底论定了《赠礼》是伪造文件。为什么四百多年来，包括大学者但丁在内的许多人反复运用旁证批驳《赠礼》，都没有把它完全批倒批臭，而瓦拉在内外夹攻之时突出运用了内证法就能盖棺定论？它反映了文献辨伪的传统方法需要革新，应该以内证为主，而以旁证为辅。时代在呼唤古文献学（diplomatics）和古文字学（paleography）的诞生，语言考证在科学辨伪中信誉更高，威力更大，地位日益重要。1825年罗马教廷把瓦拉的墓穴迁葬在罗马最显耀的拉特兰大教堂里享受了豪华棺椁，供人祭奠瞻仰直至今天，恐怕就是为了破例表彰他在文献校勘与辨伪，特别是在拉丁语研究和翻译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现代西方文献学领域的大多数论著认为，校勘与辨伪的理论奠基人是瓦拉以后200年诞生的法国学者冉·马比荣神父（Jean Mabillon,1632～1707）。瓦拉只是西方文献校勘与辨伪方法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尚称不上是理论奠基者。现代历史学对瓦拉学术成就的普遍夸大和误解，主要来源于19世纪末意大利学者曼西尼的名著《瓦拉传》[3] 的影响。20世纪中期以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 知识爆炸导致历史学对文献学内部的新近研究成果了解不够，融会不足，导致两个学科对瓦拉评价的彼此不一，也导致了我国史学界跟着某些西方人以讹传讹。
    通读《考证》还会惊奇地发现，与其说它是史学论著，不如说它是慷慨激昂的演讲词、感情用事的“大字报”。《考证》既没有提纲也没有小标题，只是循着《赠礼》原文的顺序铺陈，按照瓦拉的兴趣随机批驳，看到哪里就骂到哪里；既没有文献学的分类梳理，更没有方法论的总结概括。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瓦拉理论”，其实都是后人替他总结的。
    （二）《考证》文风的突出缺点是滥骂无忌
    本来，愤世嫉俗的正人君子出于公愤，撰文痛骂当时的昏君暴君奸佞小人，旨在振聋发聩促进铲除邪恶，古今中外代不乏人，无可厚非。但是，瓦拉用词过于污秽，滥及无辜。《考证》的论点论据很少是在心平气和的议论中提出的。他滥用感叹词Ah！Oh！过分浓重的煽情色彩，倒像是大学生论坛的辩论稿，或两军阵前的喊话稿。《考证》通篇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你”和“你们”，过多地采用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把匿名的伪诏撰稿人、利用伪诏的历代教皇和信谣、传谣的历代愚民大众，一个一个拉出来，指着鼻子轮番嘲讽责骂。类似“流氓骗子”、“蠢猪蠢驴”等十多个拉丁语骂人词汇，花样翻新使用殆尽。被点名一再辱骂的，甚至还有前于瓦拉一千多年的古人，貌似有错实则无辜的希尔维斯特和君士坦丁！
    （三）为了政治而偏离学术，甚至不惜断章取义
    《赠礼》原文的前半部分是导言，题目是“告白”（Confessio）；后半部分是正文和结语，题目是“赠礼”（Donatio）。但《考证》只涉及内容的后一半，为什么只字不提前一半？为什么许多引文不完整？瓦拉没做任何说明。例如，瓦拉说《赠礼》作者以为拜占庭在色雷斯，甚至不知道拜占庭有多大，究竟是个城镇还是行省，等等。这表明《赠礼》伪造者地理知识太差。但是，科里曼指出，这是瓦拉有意移花接木，曲解原文，传世各种抄本都没有这种错误。[2]（p95～97） 科里曼在注释71～76里至少5次批评瓦拉的引文不规范，大有篡改原文之嫌。
    还有，针对《赠礼》的“其一，为了给有福的使徒彼得和保罗领导的教会增添香火（‘lights' for lamps），我们已经赠给他们房地产”这一句，瓦拉批驳说：“胡说！历史告诉我们，（公元4世纪）那时哪有教堂（神庙）捐赠给彼得和保罗的罗马教会？……在基督徒秘密聚会、东躲西藏的时代，谁敢给他们公开建立教堂？……集体崇拜圣事只能在私人家里，不能在公共场所举行。”
    但是，18世纪以后的考古证据表明，君士坦丁大帝确实曾经赠给罗马教会3个教堂。例如，伪诏提到的“拉特兰府邸（palazzo Laterano）”就是三个赠礼之一。现在仍然屹立在罗马的拉特兰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是罗马最古老的教堂。它是在教皇米提亚蒂斯（Miltiades）任职时期君士坦丁大帝大约于311～313年在原罗马贵族拉特兰家族府邸的故地上建立的最早的主教座堂；不久又建立了圣塞巴斯提安教堂（San Sebastiano）；在323～329年，还在梵蒂冈建立了现在的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的前身。以上三堂当初都叫君士坦丁教堂（Basilica Constantiniana）。后来这3座教堂虽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但仍有不少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它们的来龙去脉。这就是说，伪《赠礼》虽是借题发挥、添油加醋炮制出来的，但不全是杜撰。瓦拉生活的时代，这3个教堂即使破败，至少有两个还残留在罗马。瓦拉轻率地指责别人“胡说”，实则是他的见识受到了时代的局限。
    《考证》文章结构的畸轻畸重，也可以说明瓦拉撰文的非学术性。如果是严肃的学术论文，前半部分否定了《赠礼》是公元4世纪的作品， 理应接着推测它应该在何时何地出于何人之手，这样有破有立结构才圆满。可惜，瓦拉破字当头而立字不在其中。现在流行的关于伪诏可能杜撰于750～850年之间法国的兰斯教区或罗马教廷等诸多判断，是18世纪以后德国学者考证出来的。在应该继续学术探讨的地方，瓦拉却严重偏离学术目标，枉用了大约15页篇幅，论证那次战争起源的深远责任在罗马不在那不勒斯，并煽动罗马人民起来造反，就像当年谋杀恺撒那样杀死当代教皇。就连传说教皇希尔维斯特在罗马山洞里斩杀大蟒蛇的故事是否属实，本来与文本毫无关系，但他为了搞臭教廷竟用了5页篇幅旁征博引。 古代欧洲著名学者竟然如此学风，不读原著岂能逆料？
    收稿日期：2004-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