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皇权威的衰落和西方“基督教大世界”（Christendom）的解体，欧洲陆续产生了以世俗王权为核心、统一民族为支柱的独立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欧洲历史发展表明，民族国家是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精神发展的产物，它们克服了对一切外来势力的依赖、确立了独立国家主权。近代早期，英格兰人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了对中世纪罗马教皇的依附性，打败了来自葡萄牙、西班牙等外来势力的干涉与威胁，建立起以都铎专制王朝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从而奠定了迈向现代国家和走向殖民贸易帝国的基础。那么，为什么教皇权的衰落即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英格兰民族国家与教皇权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罗马教皇权的兴衰
    基督教是一种最具有普世性特征的一神教。自从公元初期在小亚细亚地区产生以来，基督教不断发展变化，迄今已成为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是一个信仰以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家各派学说的通称，它可以区分为天主教（旧教）、东正教和新教等不同派别。西方人把罗马基督教称为普世宗教或公教，中国人则把它称为天主教。罗马基督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教廷，驻节于梵蒂冈，教皇就是罗马教廷的最高领导人。
    “教皇”（Pope）一词来自拉丁文papa，源于希腊文páppas，意为“父亲”，东正教将其译为“牧首”。起初，papa为古代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一般尊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耶路撒冷五个地方的主教都称为papa，至今不少东正教会或天主教会仍用以称呼神父。4世纪后期，基督教发展成为排斥其他神学思想的罗马帝国国教。教皇权形成有一个过程。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主教在西方的影响逐渐增强。格雷戈里一世即第一位教皇（590-604）曾经抵御日耳曼一支伦巴德人对意大利半岛的入侵，并使之皈依罗马公教会。格雷戈里还派遣以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605）为首的40名本笃派修士组成布道团，远足到不列颠传播福音，并成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本尼狄克派是西方基督教隐修院修会之一，529年由意大利人本笃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创建。由于传播基督教和抵御外族入侵，罗马主教遂成为人们普遍信赖的宗教领袖。这不但有利于提高罗马的宗教威信，而且使教廷得以在6世纪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
    教皇权的建立和发展，与欧洲世俗政权的兴衰相关联。自从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接受罗马派基督教以来，教权与俗权之间一直处于相互利用的暖昧状态。7世纪到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半岛存在着伦巴德人、拜占廷人和罗马教皇三种政治势力。其中，拜占廷人控制着意大利中部地区，他们信仰君权神授，推行皇帝教权主义政策，要求罗马服从于拜占廷皇帝钦定的基督教义。罗马教皇面对拜占廷皇帝无法抵御伦巴德人进攻，无力保护罗马安全的实际，开始寻求处于上升时期的法兰克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法兰克人矮子丕平为推翻墨洛温王朝披上合法的外衣，便竭力取得西方基督教会的支持和罗马教皇的批准。加之，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的势头不减，促成了罗马教皇和法兰克的接近，加罗林君主事实上成为罗马的保护者。8世纪中叶，伦巴德人攻陷半岛中部拜占廷控制下的拉文那总督区，直逼教皇操纵的罗马公国。矮子丕平为报答教皇对其篡位称王的默认，于754年和756年两度远征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把拉文那总督区和潘塔波利斯（Pentapolis，意为五城区）无偿地奉送给在位教皇斯提芬二世。这件事被教会渲染为“丕平献土”，说丕平把领土献给圣彼得及其继承人，奠定了教皇国的疆域基础。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教皇感激之余，把“罗马人贵族”头衔赐给了矮子丕平。后来，丕平之子查理大帝在确认先父“献土”行为的基础上，还把贝文托和威尼斯等城送给教皇，进一步扩大了教皇国领地。781年，查理大帝与罗马教皇签约，划定了教皇国的大致范围，包括罗马公爵领地、拉文那总督区、潘塔波利斯地区，以及伊莫拉等若干城市。根据条约规定，教皇在这些领地之内拥有世俗君主统治的权力，查理大帝则以“罗马国公”的资格，拥有教皇领地上司法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加冕，称“罗马人皇帝”（Imperator Romanorum）。查理帝国分裂后，西欧相继遭到诺曼人、阿拉伯人的入侵，教皇组织罗马人防御，建立“利奥城”。
    从9世纪下半叶起，意大利地方诸侯势力强大起来，教皇的世俗权力仅限于罗马公爵领地内，他又依附于日耳曼的萨克森王朝。奥托一世赠若干城市给约翰十二世，也获得教皇加冕，又一个罗马帝国在西方崛起。从964年－1049年，德意志君主和罗马贵族相互争夺教皇的控制权，此后教皇权开始转入强盛期，直到13世纪结束。但时间不长，教皇势力走向衰落，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与世俗权力的斗争中，教皇势力逐渐失去优势。教皇权的衰落是从教皇与法王斗争失败开始的。1302年，菲利普四世召集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寻求国内力量的支持。卜尼法斯八世气死后，法国波尔多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克莱门五世。由于意大利处于混乱之中，新教皇从未到罗马上任，后来甚至把教廷迁到了法国边境的教皇属地亚维农。此后，法王进一步操纵教皇选举，导致七个法国人连任教皇局面的出现。在教皇委任的134名枢机主教中，竟有111名法兰西人，教廷具有浓厚的法国色彩。
    第二，世俗化倾向加剧，争夺教皇职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早期基督教是下层人民的宗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1]（P252）教徒和一般信徒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定性多出自其内心的虔诚，因而笃信清贫、守贞、敬畏上帝等清规戒律，尽可能地远离世俗生活，典型表现为修道制度。为了强化教徒的清心寡欲、超凡脱俗的宗教意识，修道院多创设于荒凉旷野、荒无人烟的地方。但是，随着与俗权冲突和斗争的发展，天主教会的世俗化倾向不断加剧，买卖圣职、教士结婚、蓄妾置产之风日益盛行，教权主义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教会丑陋现象和腐败风气。教廷内部矛盾重重，争夺教皇职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出现了罗马和阿维农两个教廷，两个教皇、三个教皇并存。经过“亚维农之囚”时期（1308-1378）和教会“大分裂时期”（1378-1417），教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削弱了，教皇权威进一步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