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权主义运动的失败
    西方基督教会经过两个多世纪（850-1050）的发展，教士结婚、买卖圣职的世俗化倾向非常普遍，世俗封建主控制教职任命权的现象也极为常见。为了严肃纪律，提高威信，摆脱俗权对教权的于涉，建立罗马的宗教权威，教会改革家发起了教权主义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克吕尼派高级教士希尔德布兰。克吕尼是位于法国西南部勃艮第境内一本笃派修道院，它推进改革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教会世俗化，反对世俗政权干预教会权力，建立以教皇为中心的“基督教大世界”国际组织。希尔德布兰曾于1059年协助教皇尼古拉二世制定过教会史上第一部选举法，该法规定由罗马枢机主教团（即后来的教廷内阁）选举产生教皇，意在反对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世俗封建主对教皇选举的干涉。这是教权主义运动的重要举措。
    1073年，希尔德布兰当选为教皇，称格雷戈里七世。他主张由教皇控制西欧各国的教会组织，要求教权独立于并凌驾于皇权之上，从而挑起一场教俗权力之争。1122年，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与德意志皇帝签订《沃姆斯协定》，教俗权力之争暂告一段落。根据这个协定，德皇同意主教和修道院长由教土选举产生，教会赐予象征宗教权力的权杖和牧杖；教皇则允诺德意志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选举在皇帝面前进行，并首先由皇帝赐予权标，象征着封建领地上的世俗统治权。第二年，由西方教会代表参加的第一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召开，批准《沃姆斯协定》，宣布禁止买卖圣职的教谕。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在肯定格雷戈里七世以来一切改革的基础上，宣布禁止教士结婚。这些禁令实现了教权主义者改革教会的部分目标。为了摆脱世俗权力干预教皇选举和防止教廷内部分裂，1179年召开的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规定，教皇应由枢机主教团2/3多数选举产生，主教人选必须是年满30岁的非私生子。几次宗教会议强化了教会纪律，提高了教廷威信，基本实现了教权主义者的改革目标。
    从教皇权英诺森三世开始走向中世纪的极盛期。英诺森出身于罗马的名门贵族，先后进入欧洲最有名的巴黎大学和波伦亚大学，分别攻读神学和法学。他是个狂热的教权主义者，坚持锡托派修士圣伯那（St.BernarddeClairvaus,1090-1153）的“双剑说”，认为上帝赐予教皇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两把剑，教皇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是至高无上的。英诺森玩弄外交技巧和政治权术，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取得了成功。他先在意大利境内树立霸主地位，恢复对罗马城的管辖权；然后利用英国各阶层对“无地王”约翰统治政策的不满，迫使约翰王对罗马教廷称臣纳贡；再操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迫使皇帝承认教皇国的独立地位；还拒绝法王菲利普二世上诉的离婚案，迫使法王屈服。英诺森统治时期，罗马教廷不仅组织了第四次、第五次对东方穆斯林国家的“十字军”东侵，而且大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异端运动，查禁一切违反正统教条的书籍，规定审判宗教异端分子的严刑峻法。两个著名的天主教修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就是由他批准设立的，它们成为推行教主义运动的急先锋。英诺森主持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对有关教会改革、教产使用、缴纳什一税等事项作出了具体规定，并批准用“变体论”解释天主教的圣体圣事。这是中世纪规模最大、最富有成果的西方宗教会议，除有400多名主教和800多个修道院长与会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王、英王也派了代表。
    在中古“基督教大世界”，世俗王权基本上处于一种依附地位。人们对封建原则和宗教信仰的认同感，掩盖了民族的亲和性和国家的属性。就阶级结构而言，欧洲存在着贵族、市民和农奴三个相互隔膜、不可位移，而又彼此冲突的社会等级。在经济结构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分裂成封闭的、零碎的地方区域经济[2]（P3）。尽管各地存在着王权，国王只是较大的或最大的封建主而已，他们事实上屈居于教权之下，在其所统治的“国家”中根本不存在充分的自主权。人们普遍认同于具体的、现实的领主、领地和庄园，而不是抽象的国王、民族和国家，他们关于“国王”、“民族”、“国家”的概念十分淡薄。社会分野是由同一等级的人所组成，他们自以为是僧侣、骑士、商人、工匠或农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民族性，有关民族、民族国家的思想根本谈不上。“欧洲人自身虽然也有判别，但那仅仅是地域的差异，共同的信仰使他们彼此认同。”[3]（汉语第16期）他们使用各不相同的方言，居住在不同的区域，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知之甚少，“英格兰”、“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并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而存在的，只是一些地理名词而已。
    中世纪时期，欧洲各世俗国家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二元政治模式加剧了欧洲的分裂。由于天主教会建立了庞大的国际组织，罗马教廷可以通过各地的教会机构，操纵着基督教世界。欧洲人具有某些共同的精神文化联系，他们都从属于一个西方天主教会，都是基督教大世界的成员，经济上受教廷的压榨，政治上受教皇的统治。“基督教大世界”一词本身就有“君主的”含义，它包括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其教会成员，以及他们对教廷的精神服从等内容。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不仅使政治上的分裂状态进一步加剧，而且使整个欧洲面临着罗马教廷的压力，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并使各国失去了民族独立性。
    经过雷戈里七世、英诺森三世，教会纪律有所加强，教会风气有所好转，教会威信有所提高。中古末期，欧洲市民阶级逐渐兴起，王权日益形成为各国走向统一、各民族走向独立的核心，冲击着基督教大世界的统治秩序，教皇权的衰落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之潮流。在与世俗权力的斗争中，虽然教权有时占上风，最终将从属于俗权。市民阶级虽然无力摆脱教皇权和天主教的束缚，但他们可以其经济力量支持卫权，借助于王权代表的国家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共同的利害关系促成了市民和新君主的联合，他们终于把维护自身利益和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结合了起来。这是走向民族国家的第一步。特别是随着民族教会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近代民族教会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教权主义、普世主义最终让位给皇权主义和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