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
    大约从14世纪开始，欧洲已经涌动着民族意识觉醒的潮流。针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国际主义的天主教会起向世俗国家的趋势”，意大利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在《保卫和平》一书中强调指出：“教会应交一切政治权力，国家应对所属全体教俗臣民行使统治权，这样教会在统一信仰的情况下，应从政治上划分为若干国家教会，受国家统治者的约束而不从属于教皇。”[4]（P342）这是一种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它对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教皇权已成为民族主义怀疑的一个特别目标”[5]（P275），而民族主义与英格兰现实生活中的所谓“异端”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觉醒的民族意识，在英国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
    威克里夫是皇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突出代表。作为牛津著名神学家，威克里夫在1375年撰写《论神圣的所有权》三卷和《论市民法上的所有权》中提出了一些具有浓厚民族主义和皇权主义色彩的宗教主张：第一，教会因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而丧失统治权，国王在其王国范围内享有最高的、绝对的统治权。第二，应由世俗权威判定一个教士的行为是否正当、恰当；第三，现世的财富与荣耀有害于教会，教产必须予以没收；第四，英格兰王国应脱离教皇而得独立，它直接隶属于上帝，取消英国对教会、教皇的贡纳。英格兰王国是一个整体，“而教士、贵族、公众都是它的成员”。
    天主教“变体说”信条规定，饼和酒是基督的身和血，其实质是要人们相信基督的真实存在。威克里夫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剩余物质说”，即认为基督按其本质仅是一种精神体，他并不是以自己的肉体存在于祭坛的圣餐中，献祭后的饼和酒却仍然保留在圣餐中。剩余物质说的实质是否认耶稣的真实存在，要在人与上帝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从而达到否定教士特权的目的。威克里夫还坚持《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认为信徒应当自己掌握与上帝交通的钥匙，由信仰罗马的“可见”教会，转而信仰《圣经》这一“无形”宗教，使基督教信仰真正成为一种纯洁的内心醒悟。
    威克里夫提出较完整的民族教会理论，根本否认教皇在英国享有司法权，反对教廷干涉英国社会生活，主张英格兰独立，要求建立不依附于任何外国势力的“廉价的”英格兰民族教会。他的思想与天主教会的正统观念背道而驰，而与日益觉醒的民族独立意识相合拍，与日渐高涨的反教主义运动合流。后来，他在他的学生的帮助下将《圣经》译成英文，这是导致民族教会的重要步骤。他翻译的英文圣经与他的同时代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起，共同奠定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基础。威克里夫死后，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比他更激进的劳拉德派（Lollards），其主要成员为下层教士、绅士、商人和工匠。劳拉德派以地下活动方式存在着，他们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从而促进了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形成。
    在历史的转折时期，王权代表着秩序和民族，是新兴民族国家的象征。在封建关系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成长的过程中，“基督教大世界”普世主义逐渐被欧洲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取而代之，以新君主制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趋于形成。所渭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为支柱、以新君主为核心的独立主权国家。马克思指出：“这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势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的。”[6]（P452）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7]（P50）。随着民族意识增强，新君主制产生，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发展，欧洲思想解放时代来临了。作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形成，王权与市民阶级在反对封建世俗贵族和教会僧侣的斗争中，在要求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斗争中达成一致。这是一种觉醒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人文主义者对民族的向往表现为对王权的渴望和崇拜，如流放中的但丁和失意的马基雅维里都那么强烈地希望意大利有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实现意大利民族的政治统一。威克里夫、胡司、路德、胡登、克兰默、彼脱拉克、莎士比亚、拉伯雷、塞万提斯等，都是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狂热的王权主义者。
    民族主义往往被认为是近代世界的一种巨大的、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在宗教改革时代，宗教既成为一种涉及到每个人和整个民族的信仰问题，又成为一种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前途的政治问题。宗教改革家力图建立一个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民族教会，这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客观需要。宗教改革是世俗政权对僧侣阶级统治的反抗，实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英国都铎王朝君主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坚定地支持宗教改革运动，他们渴望摆脱罗马教廷的羁绊，使英格兰民族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宗教改革时代，一个国家是改宗新教还是继续信奉旧教，或者同时兼容新教和旧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王权与教会的关系。无论国家和民族，还是社会和个人，都与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可以每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都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响。如果把16世纪的所有问题归结到一起，用政治态度代替宗教信仰，用新君主制代替教权主义，用民族精神代替普世主义，那么错综复杂的宗教改革就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