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张振珮先生，已故贵州大学教授，著名《史通》学专家，撰有《史 通笺注》等多种著作。本文系1986年8月张先生在贵州方志主编研讨会上的演讲，由张 新民教授根据笔录整理而成。张振珮先生讲授时，语重心长，深入浅出。信手 拈来，则精妙无穷；钩深致远，更多有发明。不仅当时莅会者人人受益，而且至今看来 ，仍是《史通》学之重要研究专文。文章未在张先生生前呈请他寓目，不妥之处由笔录 者负责。
    《史通》一书可以为史学和方志学理论提供多方面的现代性诠释意义。从方志学的角 度看，地方志长期以来都是治历史、地理于一炉的专门著述，把方志编纂学提升为具有 高度系统性、理论性学科的是章学诚。章学诚“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其实 却受到刘知几多方面的影响，得力于《史通》之处颇多。今人无论编史或修志，乃至从 事专门的史学研究，自然都有必要借鉴古代方志和史学理论，《史通》虽然没有直接述 及方志理论和方志编纂方法，但其史学理论和史书编纂学，作为一般方法仍值得包括志 家在内的广大学者认真进行总结。这里仅将刘知几生平事迹，以及相关理论作一简单介 绍，以供学术界广大同好参考。
    一
    刘知几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二十岁（680年）以前的青少年时期。刘知几生于龙朔二年，家庭世代官宦 并长于文词。祖父、伯父、父亲都是中级官吏，从祖父胤之与著名史家李百药为忘年交 ，曾与令狐德棻同撰国史及实录。从父延祐弱冠举进士，早擅大名。父 藏器，有词学，能直言进谏，素有直声。兄弟六人，都负名于时。据《唐会要》卷六十 四，张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魏）元 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原注：刘五，即子玄）修实录，论魏齐公 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子玄乃知 几字，可知他排行第五。其家世既累传儒业，幼时必深受薰陶。十一岁开始从父习《古 文尚书》，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遭捶挞，而其业不进。父亲为几个哥哥讲《春 秋左氏传》，他偷听后说：“若史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父亲对他的志向殊感吃惊 ，给他讲《左传》，一年不到便讲诵完毕，以后陆续读完《史记》、《汉书》、《三国 志》，又博观余部，以广异闻。到十七岁时，自汉中兴，迄乎皇家实录，窥览略周，且 能触类旁通，不假师训。十九岁时，因准备考试，不得不兼习揣摩，无暇专心诸史。第 二年即中进士。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知几虽长于文词，却耽悦乙部，夙好史学，虽因仕进一度中断 史传的研习，然而史学以后一直是他的终生事业。就《史通》一书看，也可证他早年通 过苦读蓄积的内在资源十分丰富，而就他的史学抱负及对历史领悟的深度言，更可说他 是司马迁之后史界最有原创思想的人物。
    知几出生时，距贞观之治已有十余年。高宗缵绍，懦弱无能；武则天性格枭杰，纳入 宫廷后，运用各种政治手段除掉褚遂良、长孙无忌诸人，夺取皇后地位，开始控制朝政 。这是知几成长时期当附及的社会政治上的大事。
    第二个时期从二十岁（680年）到三十九岁（699年），为出仕时期，知几进士及第后授获 嘉县主簿，做了十九年的九品芝麻官，因位居清闲，故能从容潜览史籍，进行广博深入 的研究。如他自述：“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遂获本愿。旅游京洛， 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竟为异说， 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他读书不仅广博，且能独立思考，凡古今大事，都能原始 要终，究源竟委，寻其枝叶，颐彼泉薮，为以后《史通》的撰写打下深厚基础。
    获嘉距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不算太远，除公私藏书借阅极为便利外，还有可能接触或了 解中央政治。武则天天授元年（690）称帝后，知几曾应制表陈四事：一是官吏阶勋应以 德举才升，不能滥授；二是户禄谬官，多如沙砾，宜加裁削；三是谏大赦，大赦太频， 犯罪者了无惧惮，易滋生事；四是刺史不断更换，倏来忽往，做官如居旅馆，所以非三 年以上，不应迁任。具见他不满武后，又痛恨时吏横酷，官爵僭滥，故又撰《思慎赋》 以刺时。
    第三个时期从三十九岁（699年）调京任职到六十一岁（721年）贬安州别驾卒，为修史与 著述时期。这段时间，知几“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除最后一年贬安州外，一直都在 京城修史。先后官定王府仓曹、著作佐郎、左史、风阁舍人、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 令、秘书监等职，参修《三教珠英》、《唐史》及实录。
    从表层看，知几这段时期是任当其职，偿其修史夙愿了。其实却大谬不然，武氏掌权 后，曾爆发过徐敬业匡复庐陵王，讨伐武后的战争，以后宫廷政变不断，武韦庶族与李 氏贵族斗争激烈，直到唐玄宗在斧声烛影中平定太平公主，才重又出现开元之治。如果 说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是马蹄形的两端，那末知几一生正好处在它的底部。入京奉职后 ，武氏党人垄断志局，对修史工作横加干涉，胡乱指挥，致使史馆成为“素食之窟宅， 尸禄之洲薮”。这就引起了知几的极端不满，深感“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 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故上书萧至忠，指陈史馆弊病，要求罢退，并发愤 总结自己多年史学心得，将超越之理想化为具体之著述，以私家之力撰写《史通》一书 。
    知几在史馆深感一家之言的学术不能自由发展，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始终 存在着紧张。这是决定他政治态度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李氏贵族与武韦贵族的倾轧中， 有两件事可证明他是忠于李唐王室的。一是讳嫌历来只避皇帝、皇后，从不避太子，而 玄宗（隆基）在东宫，他以音类其名改子玄，可说是比较特殊的做法；二是景龙二年（711 年）太子隆基亲奠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都乘马著衣冠，他上《衣冠乘马议》，认 为博带褒衣，草履高冠，是车马之服，非马上所施，用心如汉司马相如《谏猎赋》，怕 长裙广袖，鸣珮纡组，太子稍有不慎，容易马惊人坠，有损威仪。由此二事可 知，他对李唐政权是维护的，或者说玄宗对他是有向心力的。有人说他二哥知柔曾参加 平定徐敬业，自然他也属于坚决维护武氏统治之列。此说显然不能成立。而文化革命中 ，史学沦为政治任意使唤的婢女，知几也被胡诌为法家学者，是武氏政权的吹鼓手。事 实上他在史馆二十年颇不得意，后半生完全站在李唐一面，是一个道地的尊重儒家经典 的历史派儒家学者。
    开元九年（721年），知几六十一岁，因长子贶犯事流配，上疏诉理，触怒玄宗，贬安州 别驾。他到安州后，抑郁孤愤，不久苦闷而死。他的不幸很有代表性或象征性，这是那 个时代多数杰出学者的通常命运。
    知几一生著述很多，除参修过《三教珠英》、《唐史》及各种皇家家录外，尚有《文 集》三十卷，虽已亡佚，但尚有部分诗文保存至今。主要代表作则是他一生惨淡经营， 象征我国古代史学成就高峰的《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