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才论没有明确提到史德。明代胡应麟《史书占毕》（见《少室山房笔丛》）称“才、 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清代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发挥说： “刘氏之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又加上一个史德，成为四长。他说“德 者何？谓著书之心术也”，即史家如实反映史实，据事直书的品德，也就是胡应麟说的 “公心”与“直笔”。把史德作为史家应具备的重要条件单独提出，强调其作用，固属 必要。但若据此谓知几完全不讲史德，则又失之千里了。《直书篇》说：“正直者，人 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惑经》篇说：“良史以实录为工。”他认为趋邪而弃正， 是“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者”。所以十分强调史德及公心的重要，并反复褒 扬直书，反对曲笔。他强调秉笔直书，但又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很有些全 面观察问题的辩证因素，贯穿《史通》一书，也处处表现了这种原则。以《魏书》为例 ，其书“抑扬失当，毁誉任情”，历来被称为“秽史”。知几对著者魏收指责很多，批 评严厉，但对他创立《序纪》，叙述拓跋圭开国以前事，仍从体例上加以肯定。可知史 德表现在史家身上，就是公心（潜在心理意向）；表现在史书上，则为直笔（外显的客观 态度）；而要做到直笔，又必须立论全面，褒贬有据，“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五
    刘知几对唐初史馆深恶痛绝，他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深赞一家独断之学，突出 表现了史家应有的批判反省精神和力求突破的超越精神。他批评史馆积弊，窒碍修史者 有五：一是著述无主，条章靡立，搁笔相视，含毫不断，首白可期，汗青无日；二是视 听不赅，簿籍难见，风俗沿革，无以资凭；三是多士如林，喙长舌杂，取嫉见仇，难以 直书；四是禀承监修，意见滋繁，一国三公，无所适从；五是铨配不当，科条未明，相 互推诿，坐变炎凉。可见与其说史馆是学术性史家群体，不如说是政治性官僚群体。
    以上五条，是知几身居史局，备尝酸辛后得出的结论，是符合当时史馆实际的，足以 说明他对当时的政治结构特别是政治对学术的粗暴干预，始终保持了一个严正史家应有 的批判的距离。而缺乏精神与理念支撑的制度，不仅不可能修纂出真正优秀的史书，其 本身的正当性也值得质疑。这也说明“史家三长”的具体现实还有一个制度的合理化的 问题，政统之外更应有史家独立的学统。《因习篇》载他在史局被配撰《李义琰传》， 琰家于魏州昌乐已三代，所以他厘订籍贯，称义琰为魏州昌乐人，监修见后大笑，认为 深乘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证，可识知几虽 尊重事实，颇有才识，却为监修掣肘，难以发挥才能，更不能自由思想。因此，他极为 推崇丘明、子长、班固、陈寿之史，认为他们都出自家庭，创于私室，藏之名山，传诸 后世，“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
    知几对史馆弊病的批评，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从反面看，后来官修正史，从刘昫《旧唐书》到赵尔巽《清史稿》，都出于众手，领修多是外行，在二十五史中地位不高 。《明史》稍可称述，实又出万斯同私人之手。从正面看，《通典》、《通鉴》、《文 献通考》等优秀史学名著，都由主编或个人独断，质量远胜官修正史。特别是司马光， 他既受《史通》影响，弃纪传体之短，以编年叙事之法周纳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政治大事 ，又力避史馆之弊，一方面发挥刘攽、刘恕、范祖禹协修三人各自的专长，量才使用 ，分工配合；一方面又亲自动手，总揽大纲，笔削定稿，监修、主编一身而二任。《通 鉴》的成功明显受到刘知几对史馆弊病批评的影响，也就是说，是在《史通》启发下才 树立了集体编写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良好典范的。
    《史通》包括的范围极其广泛，代表了中国史学不断发展和突破的正面力量。《自叙 》篇说：“《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辩其指归，殚其体 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究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 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为 义，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所商略者远矣， 其所发明者多矣。”在具体的史学方法上，他还有很多主张，如搜集史料要“征求异说 ，采摭群言”；鉴别史料要“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叙事要折中适宜，均平合理，一 言而巨细缄该，片语而洪纤靡漏”；体例要明确时限，名实相符；人物要“区别流品” ，辩明功过；言语要若出其口，“从事而书”。这说明了《史通》一书的有关讨论，不 仅为隋唐以后的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前提，而且也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方法论依据。限于时间，不复具举。